二十世纪伊始，被博尔赫斯尊称为“拉丁美洲智者”的雷耶斯卑以自牧并鼓士气，谓拉丁美洲是世界文学盛宴的迟到者，却必将为世界提供一道最为精美的菜肴。不久，拉丁美洲文学全面“炸开”，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使雷耶斯的话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可以说是最晚品尝到
刘先生是最早译介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国人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多数人对介绍外国文化尚心有余悸，却有一些先行者，迎着压力在思考、在行动，刘先生就是其中富有远见卓识的一位。早在1979年，他就瞄准了魔幻现实主义，并着手翻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后收入1982年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接着他又翻译出版了危地马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玉米人》，并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作为该书的译者，刘先生通过严谨的译文和精练的序言，介绍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渊源及其借鉴意义，充分展示了这部名著所蕴涵的思想火花。
《玉米人》这部作品，不仅问世早（1949年），而且它和印第安文化传统的血缘关系，以及这种文化传统所蕴涵的认知方式，使它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源头和打开这个流派深层奥秘的一把钥匙。在“马尔克斯风靡一时”之际，选译这部作品是要有独到眼光的；加以该书结构奇特、语言艰涩，在翻译中需要更多的付出。刘先生翻译《玉米人》的成功，再次显示了他作为翻译家的远见和勇气。
“‘魔幻’和‘现实’本来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但在充满‘神奇现实’的拉丁美洲土地上，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居然融为一体，成了一个颇为强大的文学流派的名称：魔幻现实主义。”“我想把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概括为‘根据印第安人的思想意识，在叙事和描写中插入神气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借以反映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暴露、抨击、谴责社会黑暗的目的’。”这是刘先生在1986年说的一段话。而其时不少同行正热衷于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魔幻现实主义与幻想小说混为一谈。
刘先生的界定，无疑对中国读者认识魔幻现实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玉米人》中译本的出版，使阿斯图里亚斯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得到了形象的展示：一个印第安人或混血儿，居住在偏僻的山村，叙述他如何看到一朵云彩或一块石头变成一个人或一个巨人。所有这些都不外乎是村人常有的幻觉，谁听了都觉得荒唐可笑、难以相信。但是，一旦生活在他们中间，你就会意识到这些故事的分量。在那里，尤其是在印第安部落，人们对周围事物的感觉能逐渐转化为现实。当然，那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但它是存在的，是某种信仰的产物……
然而，这仅仅是一次开始，一次为了前瞻的回眸。之后，刘先生又把目光投向“未来”，表演了一个完美的跳跃动作，翻译出版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压阵之作：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在此期间，他还相继翻译了尼加拉瓜作家拉米雷斯的《天谴》等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一代作家的不少力作。
鲁迅说：“我们的读者并不是掌柜、酒客之流的势利眼”。国家的强弱、贫富并非评判文学的标准。当今，被自视文明的人看作落后的拉丁美洲，在世界文坛上却是生机勃勃、屡放光彩。而我们的翻译家、研究家们，更没有染上文化“势利眼”病，依然在不断追踪和开拓。
思想敏锐的刘先生，眼下已经把目标移到了拉美新一代作家身上，并且选择了颇具争议的伊萨贝尔・阿连德作为先导。人们发现，刘先生的翻译，总在带领读者完成一个接一个的跳跃动作。诚如人们曾把严复翻译《天演论》对鲁迅、胡适等文化巨匠的影响挂在嘴边那样，刘习良先生的译作对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的影响，也正在传为美谈。
2004.4.24于山西大同云岗石窟
1936年生于天津市，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并留校任教，1960年至1967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翻译、播音员、编辑、记者、拉美部副主任、副台长、代理台长等职，1990年9月，任广播电影电视部总编主任，1991年5月，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
曾长期从事口译工作并翻译大量多种类型的广播稿件，参加过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翻译和定稿工作。在国内率先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多篇中短篇小说和《百年孤独》的某些章节，以及《玉米人》、《幽灵之家》、《天谴》、《窝囊废》、《月亮部落》等多部拉美著名长篇小说。主要译著约200余万字。
现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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