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互联网是中国最让人眼热的产业,它既制造了年仅30多岁的中国首富,也制造了世纪末最大的一次泡沫经济。而在新世纪初,传媒代替网络,成为中国未来最被看好的产业,甚至有人将其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朝阳产业”。
这样一
个未来取向的产业,它的现状中有哪些经验可为“未来之师”,有哪些教训可为来者之鉴,这是关心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人士至为关心的问题。简言之,如果今天能告诉明天,那么今天有哪些人堪为讲师,有哪些话堪为未来传媒人的兵法。入选《中国传媒30人》的媒体从业人员,他们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刘长乐:凤凰台上凤凰游
◇入选理由
势力不断扩大的凤凰卫视正朝着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媒体的目标迈进。刘长乐催生、哺育了这只“凤凰”,表现出其出类拔萃的才智与远见。
◇简历
刘长乐,男,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以至高级管理人员。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内地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
1996年3月31日与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及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3月31日启动播出,现已由单一频道发展为多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用汉语普通话播放资讯、体育、音乐、剧集、影片、综艺节目和纪录片,覆盖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刘长乐出任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传媒观点
近年来,华语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促进了发展,但无论是“凤凰”还是“孔雀”,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东南亚,一家或几家的声音再强,与强大的西方媒体相比,都不足以承担华语媒体的分量。融入世界的主流媒体,发出华语媒体的强势之声,应成为所有华人媒体共同的追求。
李白有“凤凰台上凤凰游”的诗句,凤凰卫视就是一个“向华人报道世界的资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的舞台。我们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支持,把凤凰卫视办成一个宽松、宽容、宽广的媒体平台。
古人云:“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在我们的心中,真正的“凤凰”,是遍布于全球的华人和服务于华人的华人媒体。尽管每家媒体都有着各自的立场、定位和表现方式,但我们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道德传统和华语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是相同的。
◇访谈
海外媒体在内地和凤凰不是一个数量级
刘长乐: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海外媒体和“凤凰”相比还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份额上讲,“凤凰”在内地的广告份额大约是一亿美元,现在超过四百万美元的海外媒体还没有一个,差距太大了。当然没有中央电视台那么大的份额,中央电视台有十二个频道,我在内地只有三个频道,而且我的覆盖率不一样,如果我达到中央电视台的覆盖率,那肯定是不一样,但我们不敢憧憬这样的情况。
亚视其实是我拥有的,我也希望亚视能更好地发展,我在亚视占有的股权比“凤凰”还大。亚视和“凤凰”在语言上、在播出手段上都是最全面的。“凤凰”是普通话,亚视是广东话和英文。
技术传播上,“凤凰”是卫星电视,亚视是无线的播出方式。但就海外媒体对内地的态势来看,我们更关注的是和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的竞争,海外媒体包括星空、华娱、MTV在和我们同台演出,但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
从覆盖的区域来看,“凤凰”是一个泛太平洋、泛亚太区的播出方式,甚至是泛全球的,而亚视是一个地区电视台,它主要是依托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从内容来讲,“凤凰”走的是可视青年电视台,“三高一低”;亚视走快餐道路,是市民阶层路线。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海外媒体,除了英文的BBC、CNN和NHK之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任何人不许搞新闻这个节目,但对“凤凰”却网开一面。
把握好舆论导向
如何让电视又叫好又叫座,怎么让观众喜欢,又能把握好舆论导向,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一种有形的管理,文化是无形的管理。电视检查制度对人们的制约,不应该企图防微杜渐,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首先就不能直播了,不能直播的台还怎么去竞争呢?
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完全是进行式的,中央电视台对布什的很多讲话都滞后报道,延时播出。中央电视台的滞后播出,从体制上是可以理解的,不滞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对所有的问题都滞后的话,就不能叫作现场直播了。我们“凤凰”的播出有时也出现问题,但按照制度,都是事后处理。事前要立足于信任主播,立足于用事后的管理、滞后的惩罚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如何受观众欢迎和掌握舆论导向是个复杂问题,但更复杂是政治上的技巧,掌握好舆论导向是个政治技巧,不是一个商业或技术技巧。“凤凰”的这些人在体制内工作了很多年,我就在中央台当了多年的军事部副主任,中央台的管理体制和国内的政治尺度在我们心中早已融会贯通了,踩钢丝的技巧是不容易的,这是需要修炼的,很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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