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小说中的村落史比较虚假
在阿来眼中，传统小说里所谓的村落史，如中国的《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卷式浩然的小说，均试图将中国的当代乡村构建一部历史，写历史的方式其实沿用西方传统的所谓长河小说或者西方的家族小说，主要是一个线索、一个大的事件一以贯之。但他以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认为其中有比较虚假的东西。第一，乡村不再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乡村的命运是被另外的抽象的叫国家或政治，具象的是以城镇为中心的政权辐射乡村，所以乡村已经没有自然发展，很多事件不是连续的。乡村组织结构也好，经济重心也好，包括涉及到它的人际关系也好，不断被中断。第二，乡村都是小人物，如果要写好当代的乡村史，一定是多中心的，多线索的。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当中扮演这个事件的中心。
乡村生活更多的是零碎的拼图，要写出真实的乡村，必须打破过去的小说结构。好比是花朵的几个花瓣向中心汇聚。阿来说：“我觉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并不单纯是为了形式上的突破，而是这个故事需要这样的结构。就像盖一个房子，不会先想出外在的形式，不管里面装什么，而我肯定考虑里头装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选择外在的建筑样式。”
真情描写藏区
有一部分作家对题材的依赖性很大，但是阿来不是这样，因为他不需要挖掘，他表达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中国的题材归类严重，尤其少数民族题材。作为一个作家，写少数民族不能只想到它的特殊性，它还是人类的一部分，跟大家的共通性更大。如果真正说写藏区题材就是这样的空间，我马上会放弃，宁愿写别的题材。但其实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即便在当下可以允许的空间当中，我们仍然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是我们缺乏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我觉得我在表达上没有限制。如果有限制的话，首先是来自自己的艺术表达，比如语言、结构，是没有自己想清楚的。这种小说当然要表达政治，但是更多的自己本身的兴趣，是作为背景而非小说主要探讨的对象。如果把社会政治作为小说表达的唯一对象的时候，也许会感到限制。但不是特别关注这个层面，而是关注这个层面以下的整个中国社会。”
比起人类所有的共通性来讲，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差异是小的，人类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情感状态当中，共同的最基本的问题，在生存命题面前共通性大于差异性。阿来认为从根本上来讲，不是寻找差异性的，而是在差异当中寻找全人类的共通性。整个中国农村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
历史需要个人去解读。民间历史在阿来的理解中，首先是在民间，然后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尽量站在他们的角度感觉这个社会。文学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历史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解读历史的时候是从大多数的历史解读，而且他解读的目的是要总结一个什么东西。而在阿来的作品当中，只是个人的总结。
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封闭的结构，完整的故事，《空山―――机村传奇之一》则由于表现“一个村庄秘史”的重大主题，而采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不同的人和事构成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即所谓“花瓣”式的结构方式。阿来在“表现一个村庄秘史”的现实态度极为明确，它不是单一民族的，也不是牧歌式的，传奇的、作家对藏族村庄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的体验，说它是“秘史”，并非披露其神秘，而是用特别的手法将被人漠视麻木的伤痛揭示出来。唯其如此，才形成了小说宏大的格局。重大而庄严的主题，厚重而深刻的内容，随心而掌控的结构，对于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宗教社会和谐与进步，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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