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从当年《一个人的战争》等一系列被称为“个人化写作”的作品，到现在完全以旁观者姿态写就的《妇女闲聊录》，你的写作状态一直处于蜕变当中，是什么原因使你完成这样的转变？
林白：我觉得这种转变是天意，而不是我刻意的，到了一个特定的时期就会出现这样一部作品。有这样的素材以及能这样写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是林白完成了这部作品？与我全部的写作历程有关系。我曾经很封闭很自我，一下子看到外面的世界，觉得很有意思，就用我的方式处理了这些素材，这样鲜活的素材可以有许多种处理方式。我这样处理，跟我的个性和写作状态有内在联系，是很必然的。虽然大家都认为《妇女闲聊录》对我的写作而言是一种转型，但我认为它和《一个人的战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一个人的战争》是我跟另外一个自我的对话，是纵向的关系。《妇女闲聊录》是我跟世界的交流，是横向的关系。我已经写出了《妇女闲聊录》，不可能接下来写同样的东西，所以这种必然也是实验性的。也许接下来的写作我又变成另外一种方式，这些于我而言都是不可知的。我的写作充满了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更多是听从内心的召唤。每段时间写些什么，我并不是刻意计划的。
我去年5月份到武汉文学院报到，算是正式落户武汉。那里有着宽松自由的创作氛围，我的内心非常放松，心情特别好，就完成了《妇女闲聊录》。我在这本书的题记中写道：“为什么要踏遍千湖之水，为什么要记下她们的述说，是谁轻轻告诉你，世界如此辽阔。”这些句子表现了我的写作状态和当时的心情，在这样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这样一部作品。如果我一直处于内心封闭、情绪紧张的状态，根本就不会听别人的讲述。第一我没有兴趣去听，第二听了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第三即使有感觉也不会产生写作冲动。
读书报：木珍（《妇女闲聊录》中的叙述者）的出现是你完成这种写作蜕变的决定性因素吗？如果没有木珍，你今天是否还是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
林白：木珍是个必然因素。因为如果木珍没有出现，或许我写出的就不是《妇女闲聊录》，但是会完成其他作品，如《妇女闲聊录》另卷中“在湖北各地遇见的妇女”，这一部分并不是出自木珍的讲述。如果木珍没有出现，我会完成另外一部转型的作品，因为我已经到了转型的时候。
读书报：2000年采访你的时候，你曾说身为女性，一个农妇和你对于女性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是不是这种认识决定了你的文字和木珍的叙述有着不谋而合之处？
林白：可以这样理解。我曾问过木珍一些对女性而言很隐秘的问题，如果我和她缺乏默契，她也不会跟我讲那么多。我在书中的表达没有运用任何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讲究文人趣味的，再乡土的小说依旧还是小说。
读书报：忠实于木珍的讲述无疑是《妇女闲聊录》的最大文本特色，你在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扮演的作者角色是不是跟以往有很多区别呢？
林白：当然会有很大区别。这一次我把作者的主体性，把我的个人感受完全放弃了。文本中完全是一种“闲聊”状态，“闲聊”是关键词，字里行间连插话都没有，这与那种你问我答的口述实录是不一样的，那样会有一个交流的框架，有一个既定的理念。而“闲聊”，是非常本色的、毫无目的的表达。即使这部作品反映了农村的现实以及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但这种反映完全不是刻意的，是自然渗透出来的。好比用钢笔在纸上画一条线，这是刻意的有计划的写作；而《妇女闲聊录》好像一滴水滴在纸上，它会洇开，形状也是很随意的，这完全是两种形态。《妇女闲聊录》就是这样的一滴水，难道不是吗？
读书报：《妇女闲聊录》中除了木珍讲述的部分，你完全没有从文学角度的改动吗？你是如何对木珍的“闲聊”内容进行取舍的？
林白：基本上我能用的“闲聊”素材都用上了，但是有一些编排和取舍，还是有一些素材的设计的，书中的几个部分也有自己的结构，不可能所有的“闲聊”都放在书中。
读书报：你曾表示《妇女闲聊录》部分地改变了你，抛开文学创作本身，它对你的生活、你的人生观有多大的改变呢？
林白：《妇女闲聊录》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乃至在我的人生历程中都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比如我以前凡是去外地，总是没有现实感，从来没有购物欲望，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东西。刚刚到苏州去，这一次觉得自己对于世界有了喜欢或不喜欢的感觉，然后有了购物冲动。我不禁感慨，自己终于成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这种变化是非常自然的，毫不牵强。
读书报：《妇女闲聊录》问世后，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出现了关于它算不算文学作品以及到底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文学作品的争论，对此你怎么看？
林白：我认为它是文学作品，并且是一部小说。什么是文学性？生动、准确、鲜活、幽默？如果这些是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品质，那《妇女闲聊录》完全具备，因此它就是文学作品，我坚定地这样认为。我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曾经非常不坚定，因为我在写作上是个非常不坚定的人，也不自信。可能我出于写作本能或我的性情上觉得这是一部文学作品，那我就去写。有人认为它不是文学作品，不是小说，我觉得没关系，你可以通过阅读体会到它的趣味性，它的文学性。也许要等到将来才知道它到底算是什么。
读书报：你在《妇女闲聊录》后记中，说“要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这是否意味着你今后的写作就将跳开“个人化”风格，更加向民间靠近？
林白：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很丰富的自我，我也不例外。我可能有过比较封闭黑暗的自我，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种活泼轻松的自我。并不是写了《妇女闲聊录》就只能写这样的作品。作为一位作家，我只能写出一部这样的文本，写出第二部这样的文本是不可想象的。
读书报：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奔走于北京和武汉之间，你觉得生存的地域环境对你的写作有影响么？
林白：很难讲，关键还是看我的心情，其实我在北京和武汉都可以写作，只不过在北京呆的时间长了就要去武汉看看，在武汉呆的时间长了就想回到北京。
读书报：《妇女闲聊录》之后，最近在写些什么？
林白：没写什么，忙一些自己的事儿。我写作的状态始终是很随意的，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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