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塞万提斯在序言中一再声明，他写《堂吉诃德》是为了讽刺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适值西班牙完成光复大业，国王卡洛斯从母亲胡安娜（天主教国王费尔南多和伊萨贝尔之女，史称查理五世）那里继承了包括西班牙和新大陆、意大利大部、菲律宾等殖民地在内的广大领土，又从父亲费利佩（腓力一世）那里继承了整个哈布斯堡王朝（即今天的奥地利、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以及法国的相当一部分领土）。因此，卡洛斯时代的西班牙俨然是一个横跨四大洲的庞大帝国。然而，那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变数的复杂的时代。首先，天主教面临新教的挑战，骑士小说受到禁止。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一直是个谜。为遏止英国，腓力二世（时任西班牙兼葡萄牙国王）筹建了“无敌舰队”。这支拥有一百多艘战船、数万名士兵的强大海军从里斯本起程后直扑英国，结果先后遭到英国海军和大西洋风暴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从此丧失海上霸权并一蹶不振。而塞万提斯非但曾任“无敌舰队”军需，而且尝试过赞美“无敌舰队”的十四行诗。“无敌舰队”的覆没犹如骑士文化的消退，对塞万提斯及大多数西班牙没落贵族来说，都是个沉重的打击。
总之，摆脱封建领主（小王国）的庞大的封建帝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早期资本主义）在16世纪西班牙得以矛盾地并存。作为时代的反映，西班牙文坛思潮奋涌。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极端是肆意雕琢、阳春白雪的巴洛克诗潮和朴实无华、下里巴人的流浪汉小说。
诸如此类，无不决定了塞万提斯的矛盾与复杂。他以歌颂女王的十四行诗步入文坛，却以贫病交加了却一生（虽竭尽全力，仍不能跻身于宫廷诗人行列，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藉小说聊以自慰。当时，小说作为一个新兴的体裁尚未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处在巴洛克鼎盛时期的诗歌界和戏剧界大都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艺术）。《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在狱中构思、在劣等公寓（楼下是酒吧、楼上是妓院）写就的一部“反骑士小说”。小说开宗明义，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但实际效果不仅远远超出了他的“初衷”，而且大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之嫌（特兰托教务会议之后，骑士小说成了过街老鼠，反骑士文学则成了“主旋律”）。
《堂吉诃德》在17世纪西班牙读者的眼中只不过是“逗笑”之作。最先发现《堂吉诃德》并使它“花香墙外”的是法国作家斯卡龙和圣埃弗勒蒙（前者在《滑稽小说》中模仿了《堂吉诃德》，后者则将其作者与塔索和孟德斯鸠相提并论）。18世纪，随着小说地位的提升和人文主义中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堂吉诃德》在英国得到升华而成为经典。亨利・菲尔丁和萨缪尔・约翰逊认为堂吉诃德不仅可笑，而且可爱。他们的观点使滑稽和崇高这一对矛盾的美学概念在堂吉诃德身上获得统一。19世纪，诗人拜伦进一步揭示了作品的价值，认为作品体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即让过去回到现实，或者让未来提前实现。这也是塞万提斯的原话。而塞万提斯的伟大就在于他充满同情地揭示了堂吉诃德的悲剧命运。德国诗人海涅几乎和拜伦同时看到了这一点。在1837年的德文版《〈堂吉诃德〉序言》里，海涅认为塞万提斯开创了现代小说并把《堂吉诃德》提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他除了肯定堂吉诃德的崇高与滑稽，还说“当高贵骑士的高尚品格仅仅赢得了以怨报德的棍棒时，我只知流出痛苦的眼泪”。此外，歌德、司格特、雨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都曾高度赞扬《堂吉诃德》。20世纪，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诸如 虚构与真实 、“叙事方法”与“元小说”等问题的讨论中，《堂吉诃德》不断获得“新生”，以至于在2001至2002年由诺贝尔文学院等有关机构举办、54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作家和文化名人参加的“人类伟大作品”的评选活动中，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名列第一。
多雷的插图是《堂吉诃德》走向形象化、直观化和大众化的一座伟大的桥梁。无论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曾有不少名家为《堂吉诃德》配图，但就效果而言，几乎无出其右者。戏拟骑士小说构成了多雷版《堂吉诃德》的基调。塞万提斯曾明确指出，借用骑士小说这种体裁，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自然而然地达到讽刺骑士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目的。多雷的插图则突出表现了理想和现实、崇高和滑稽矛盾统一中的情节和人物。譬如，堂吉诃德从命名、受封、比武到向贵夫人献殷勤，都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古代骑士的有关仪式进行的，戏拟得惟妙惟肖。受封仪式原本是非常庄严的，受封骑士必得经过忏悔、斋戒、沐浴、守盔护甲等十分严格的宗教仪式，但是小说中的受封仪式却是在马棚里进行的，授封的也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一个江湖骗子、客店老板。他手里捧的不是《圣经》，而是供给骡夫草料的记帐簿。为堂吉诃德挂剑的更非公主，而是妓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瘦的骑士和胖的仆从在多雷笔下得到了艺术的升华。因此，阅读他的插图犹如徜徉在历史和现实、精神和物质的“堂吉诃德之路”，给人以无限的乐趣和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