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问题凸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每3个人中，就有两个是农民。这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至于间接的影响，那涉及的方面就太
先看一组镜头。在川北山区，大量1953年前后出生的农民，“听不懂”专家讲的作物新品种引种技术；在太行山区，许多1963年前后出生的农民，“搞不明白”专家讲的果林保护技术；在华南农村，不少1973年前后出生的农民对专家讲的热带植物防治病虫害技术“似懂非懂”。这些建国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本来应该通过自学农业科普知识，就可以掌握并运用这些技术，他们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这就使本来应该在更高层次开展的“科技下乡”工作，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低层次上重复。
再看一项调查。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一项课题，对比城乡差别指出，农民受教育程度之低，已经严重到了惊人的程度。《调查》说，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国人，如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比例，城市分别是农村的55.5倍、281.55倍、323倍！
在中国的首善之区，情况是否好一些呢？以京郊农村经济条件最好的顺义为例，全区257216个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人数就超过了半数，念过高中的人不到1/3，仅有14%的人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教育；而这14%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顺义的城镇。在北京远郊山区农村，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劳动力，更是万里难挑一。
农民受教育程度为什么不高呢？
中国今天的农村已不同于建国初期。建国初，农民刚刚翻身得解放，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而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受益农民遍及全国，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大多数农民子弟不再上不起学。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教育被提到重要位置，农村办学条件普遍得到改善，绝大多数农民子弟不再没有学校上学。为什么许多农家子弟，仍然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还是念完初中，最多是高中，就不再进一步提高受教育程度呢。铺在大专、大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脚下的红地毯，对农村青少年真的就毫无吸引力吗？农村青少年真的是天生不思进取吗？
不是不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农村少女王辉，有一双大眼睛，一个红脸蛋。她的父亲富有远见。王辉家在北京西郊深山中，当地没有中学，所有的学龄青少年只能到离家20多分钟车程的一所中学就读。她的父亲说：“只要学校好，教师水平高，学校离家远近无所谓。”于是，她进了办学条件更好、老师水平、离家也更远的斋堂中学上初中。
孩子太小，又是女娃，做父母的怎么能放心？两口子咬咬牙，将房门一锁，离开家乡，下了山，在斋堂中学附近租了间破旧平房住下，陪女儿读书。夏天上山开采石头，秋天进林割梢子维持生计，生活相当艰苦。但一想到女儿学校的老师教得好，苦也就无所谓了。
在北京郊区农村，像王辉父母一样陪读的农民，随处可见。“自古以来，都是名师手下出高徒”，乡亲们说，“只要能为孩子找到名师，陪读算得了什么呢？城里的孩子到美国、英国上学，漂洋过海，那么远也有家长陪读，咱们不是还没有出北京城吗？”没有能力陪读的家庭，为了能在一所师资力量较强的学校上学，孩子可就吃苦了。
元宵节这一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山区积雪厚达十几公分，农村中小学走读生，凌晨五六点钟起床，踩着没过脚背的积雪，艰难地走在山路上。到了学校，一个个双手冰凉，鼻子耳朵脸蛋冻得通红。
“你们都瞧见了吧，哪里是农民不知道提高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性呢，可以说哪一家农民都希望儿女上大学，可是要能够上得去呀。农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育教学质量不高，许多孩子基础打得不牢，初中毕业以后想继续往上走很困难。”王辉的父亲说，“我小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没能上几年学，今天只能凭劳力养家糊口，我和孩子她妈商量过，我们怎么也不能让孩子再走我们走过的老路。”
城乡教育失去平衡
几乎每一个学生家长都知道，当前实行的就近入学规定，并不能管住每一个家长及学生，即使在农村，有钱有门路的也已经把孩子送进了城区教学质量最高的学校。对多数人来说，一年一度的升学考试，像不同学校拿着网眼大小不同的筛子，在一遍又一遍地筛选生源，第一批“筛”进示范学校，第二批“筛”进过去命名的重点学校，第三批“筛”进城区普通学校，第四批“筛”进城镇学校，最后一筛“筛”下来的，几乎全都进了农村中小学。
不言而喻，最后“筛”剩下的生源，基础差、底子薄，不好教，尤其需要力量强水平高的教师来培养。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实际恰恰相反，偏偏是农村中小学师资力量最弱。
这就是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
大约在20年前，人们就开始注意到，城乡教育差距最终体现在师资水平、教育教学水平上。可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看一看城市和农村教师，二者在怎样不同的客观环境条件下工作，可以大致了解其中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村青年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进入改革开放中期，自己“出”的时辰提前了，“息”的时辰推后了。这样一来，农村的学生往往早晚两头见不到家长。如果家长外出打工，更是一年四季，难得见到一两次。由此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农村教师必须“双肩挑”。而城区学校没有这个问题，教师只需要对学校教育尽到责任就行了。
王雪松夫妻俩都是回乡教书的大专毕业生，王雪松在一所农村中学教政治，妻子在10多公里外的另一所农村中学当班主任。为了满足学生对政治课强烈的求知欲，王雪松把两岁的孩子交给奶奶，报名上了一所师范大学办的在职教师研究生班。第一天上学，他早晨不到5点起床，赶头班公交车下山，途中3次换车，下车后一路小跑，仍然迟到了。“第一天上课，就不遵守时间，你被除名了！”授课老师扳起面孔对他说。城区参加在职学习教师，绝对不会遇到像他这样的困难。
斋堂中学过去不叫斋堂中学，而是按城乡中学统一排序，名叫北京68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所学校的名气，北京门头沟区的哪一座大山都挡不住。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和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很多都愿意来68中教书。学校高考升学率年年在80%以上，1963年甚至到了100%。这些留学生、大学生在农村扎根了一辈子，他们退休以后，68中再也没有分配来一个大学毕业生。最后校名改为斋堂中学，变得城乡学校泾渭分明。斋堂中学校长于国文无可奈何地说：“近16年来，斋堂中学流走的教师至少有150人。而且，与倒流回城的大学毕业生一起流走的，还有农村学校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一个又一个骨干教师。”
不允许外流还不行，鼓励人才流动是国家的大政策。现在，教师与学校都签有合同，合同期满，教师要求调走合理合法。于是，农村用提高教师补贴来挽留教师，费了很大的劲弄到一笔钱，给教师每月补200元，相邻的城区将教师补贴一下提高到每月500元，经济条件更好的城区将补贴提高到每月1000元。农村竞争不过城区，“一江春水流进城”的局面就改变不了。而竞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农村经济怎能与城市经济同日而语？
更令农村学校难以接受的，是流走的农村骨干教师的告别演说：“我们流向城区，是遵循了人往高处走的古训。农村学校个人收入、职称比例、福利待遇，样样都比城区学校低。上级拨给示范学校的高级职称指标最多，而示范学校主要集中在城区。在农村学校评不上高级职称的教师，进城不久就可能评上高级职称。教师不能没有名分，干了一辈子，成绩一大堆，还是个中级职称，农村学校怎么留得住人？住房留人、经济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凡是想得出来的招数，一个个都用上了，仍然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想过吗，就是因为农村学校没有像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高额收入这样过硬的招数，以及有利于教师提高的人文环境。”
一江春水流进城，造成了特级教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在城市高度集中。北京10个远郊区县，农村教师占全市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0%；而特级教师却不到总数的5%，生源最差最需要特级教师的农村中小学，尤其是山区中小学，一个特级教师都没有。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同样少得可怜，农村比城区人数低22个百分点。北京农村有中小学校数百所，现在真正在农村中小学任教的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竟不到50人。由此在农村中小学出现了严重的“三突出”：一是半数以上的小学英语教师教非所学，只能现炒现卖，一些教师发音不准，就被赶上了架，一些教师甚至于用汉语发音读英语单词，在课堂上教学生；二是学科结构不均衡，诸如科学、社会、通用技术等新的综合课程，教师严重匮乏；三是3/4的中小学教师教龄短，缺乏教学经验。而且，前两个问题，又主要集中反映在青年教师身上。
最要紧的是务实
城乡教育失衡，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城区中小学向现代化迈进时，我们在革命圣地延安农村看到，学校校园环境还不如20世纪初叶一些著名的书院，小学教室低矮狭窄透风，教室地面全部是黄土地，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孩子们冻得不停地跺脚，扬起的黄土在空中弥漫，几乎是地面有多黄，师生脸上、头上、课桌上就有多黄。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教学，年轻的女教师和她的学生，没有任何怨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当年接受世界银行委托，在做《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与规划》研究报告时，也曾在十几个贫困县的100多所农村学校看到同样的情景。教室没有窗户，孩子们通红的脸上布满了尘土，在浑浊的空气中，油灯忽明忽暗。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教学，那些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同样没有任何怨言。
社会真正全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却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学校“硬件”建设上。那时在县、乡两级政权机构，无不以建成一流的校舍为荣。并用不长的时间，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的奇迹：农村最好的建筑设施是学校。可惜后续工作没有跟上，一耽误就是20年，而这20年恰恰是对中国农村建设至关重要的20年。在这20年前，农村政治、经济体制逐渐理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主要靠科技教育的大环境已经基本形成。在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后，如能一鼓作气，抓紧提高农村中小学校师资水平，那么，今天的农村劳动力将有不少人是受过高、中等教育的专业人才，今天的贫困人口数量将会大幅度下降。也许是认识的相对滞后，也许是看得见的“一流”更容易显示政绩，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也许是还有别的原因，相当多的地方在“政绩”登报广播上电视以后，工作就戛然而止，画上了句号。而在这个时期出现的骨干教师如解冻的春水向城市流去，以及农村教师在职培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在认真总结“创一流”先进经验的报告中，被轻易地忽视了。
20世纪80年代前后，学历是提升晋职的重要依据，农村教师在职培训的首要任务也是提高学历，教师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以后，文凭到手，教师对于利用节假日参加在职培训，兴趣逐渐消失。进入新时期后，西方国家教育的新理念、新方法不断传入中国，为提高教师学习积极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可惜我们没有抓住。“主要是讲这些新理念、新方法的老师，就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这些新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拿到课堂上来讲。听得我们一头雾水。时间一长，大家就厌烦了，不想参加学习了。”
有谁注意到了“一江春水流进城”的严重后果；注意到了农村教师培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意到了比起“硬件”建设，学校“软件”建设更重要；注意到了现有的农村青年教师将要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二三十年，在此期间会有几代农村青少年是在他们手上培养出来的，他们教育教学水平的高低，对这几代农村青少年的基础是否扎实，将来能否进一步提高受教育程度，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有谁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采取果断的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北京市委注意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从农村调研回来，在市委常委会上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一定要向农村倾斜，实现城乡互补。一定要坚持城市名校到农村，到山区，到卫星城举办分校。一定要实现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徐永利、院长李方，随即迅速调整教育学院培养方向。旨在转变农村教师观念，提升农村教师专业水平，加快农村青年教师成长速度的一项在职培训计划，以“绿色耕耘”命名，从中科院、清华、北师大、首师大、人教社等重点高校、科研院所、教育新闻出版机构和中小学校的教育专家中招聘项目主持人，列为北京教育学院党委工作重点并付诸实践。
从2004年开始，“教育向农村倾斜”成为北京市各党政部门支持农村教育发展的行动纲领。在北京市财政向农村教育投入逐年提高，2004年同比增幅超过一倍―――从3亿元增加到了8亿元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特地拨出几千万元专款，支持“绿色耕耘”计划。这笔资金的投入，意味着参加在职培训的全体农村中小学教师费用全免。
教对教会教活靠什么
一般说来，教育大致可以分为3个境界：第一，教对；第二，教会；第三，教活。做到第一步，不难。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就可以让所教中小学学生知道对与不对。教会，高一层境界，不大容易做到。许多学生厌学，就因为教师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学生总是学不会，时间一长就厌烦，不想学了。更难的是教活。“绿色耕耘”计划集中高层次的教育专家参与，目的就是要把参加培训的中小学教师，提高到既要“教会”还要“教活”的境界。
承担多项国家重点课题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专家赵学漱认为，农村教师具备达到这个目标的基本素质。她说：“农村教师刻苦，好学，不计条件，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影响。”
国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青年专家张丹说：“我曾听过不少的课程改革课，这次听了农村教师的课程改革课，感觉非常意外。在城市，教师更倾向于应试，花样翻新搞竞赛，为的是3年一遇的升学考试拿高分。而农村教师反而能够按照教改的要求认真讲课，并不用追求考分压倒一切。仅就这一点看，农村教师更懂得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教学实践中，更重视素质教育。”
留学回国的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连绍明说：“中学语文现有教材中，意识流的、存在主义的；徐志摩的、周作人的都有，而怎么评价这些人，以及这些人的作品，却没有定论。面对基础本来就比较差的农村学生，教起来非常难。过去，提起农村教育质量上不去，就一味地埋怨农村教师教的不好，显然有失公正。”
不是埋怨，不是指责，而是扶持和帮助，结果又会如何呢？
一位教育家说：“在教师成长的3个阶段中，在职培训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几乎所有的名师都是在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而接受培训的教师能否成为名师，关键看培训的内容和方法。‘绿色耕耘’计划由名专家主持，档次高、内容新、方法好，认真执行这个计划，在现有的农村教师中，出一批名师，应该不成问题。”
名师“速成”不是梦
受过培训的农村青年教师众口一词：“这次培训，各学科各专业前沿专家齐聚一堂，课程设置突出前瞻性、针对性、实效性，教学方法坚持自主学习与教学互动，本土课题试验与追踪指导结合。老师教的新理念、新方法，自然就变成了我们可以驾驭的东西。重新回到任教的学校，这些东西自然就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用上了。而且是中小学各学科都如此。”
昌平区农村桃洼中学入学考试摸底，36个新生，语文半数以上不及格。开学后，只要老师讲文言文，学生就紧张。即使如此，教师仍然很少从学生方面想一想应该怎么改进教学。“绿色耕耘”计划将任课教师邱凤?的立足点，调整到学生一边，课堂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同样讲文言文，过去学生不发言，现在争先恐后提问并回答问题。一节《咏雪》课，教的学的都轻松。
延庆县农村张山营中学数学教师刘俊峰，教学方法援用读师范大学时老师教给他的一言堂、满堂灌。“绿色耕耘”计划将他从“老一套”中解放出来，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过去，我的负担轻学生的负担重；现在，我的负担重学生的负担轻。课前得作大量的准备，课堂上，30分钟讲完，留15分钟给学生做练习，消化吸收课程内容。基础最差的学生，也从抄作业变成了主动完成作业。”
有些教师教书10来年，居然不会写行动研究报告。问他们为什么不写，他们回答说，当学生时学校没有教过。过去，有的教师写行动研究报告“瞎编”，农村小学教师小谭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年年“瞎编”年年都能过关。“绿色耕耘”计划将这个问题列为专题讲解。学习结束，回到学校，小谭老师拿出了有问题、有假设、有措施，构思严谨的行动研究报告《小班教学中的合作问题研究》。
大兴区农村孝义营中学化学教师王辉，最初很不适应新教材。经历过“绿色耕耘”，他懂得了新教材的要求，突破只关注教材内容狭小的天地，重视分析与利用学生资源培养、注意信息资源和课堂生存资源收集，并用于教学。现在使用新教材得心应手。
门头沟农村大峪中学地理教师索宝程虽说是师范大学毕业生，可是认识不到搞科研是教师提高的必然过程。经历过“绿色耕耘”他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在课堂上，用歌曲、图片、视频营造生动活泼的氛围，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引进地理课教学。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
历史课教材变化大，新内容多，不大好讲。经历过“绿色耕耘”的顺义区农村马坡中学历史教师陈建梅，讲宋子文与宋家三姐妹关系，带出蒋家王朝，再回头讲宋子文整顿税务，如同在讲故事，学生瞪大眼睛，神情专注。一堂“国民政府初期财政改革”历史课教学，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政治课新教材，图文并茂，书本上提供给教师的文字不多，像过去一样照本宣科，用不了5分钟就念完了。“这算什么教材？”新教材刚下来时，农村学校一片埋怨声。经历过“绿色耕耘”培训，马坡中学政治课老师田亚军的情绪变了，讲“独领风骚的中国古代文化”事先组织学生收集材料，并根据资料提问，最后在课堂画龙点睛，引出“独领风骚”的主题。讲课结束，一个平时并不显眼的学生猛然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说：“老师！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把国家建设得比古代还要强大。”
英语教学变化更加明显。北京教育学院请来自母语国家的教师，给北京农村三分之二的小学英语教师上示范课，英语教学大面积丰收，抽样调查显示，“绿色耕耘”计划实施前后对比，学生成绩平均提高15分。
外界是很难想像得到教师付出的艰辛努力。北京北部山区不老屯中学物理教师郭大术既是班主任，又兼任教学研究组组长，还要教4个班的物理课，经常是早晨6点起床，晚上6点回家，就是在节假日也很难进城。这次培训地点就设在闹市区，他却舍不得花时间到街上逛逛。学习结束回校，他立即利用业余时间，用废可口可乐罐制作光学反射折射仪，用废扬声器制作磁悬浮仪，用废铁管制作压水机模型。并自选“农村中学学生厌学”课题，带领学生开展研究。像这样的农村青年老师相当多，每一个参加培训的教师，学习结业前夕，都选定了一个研究课题。
面对1000多个研究课题，和已经完成的1800篇专题论文、课题报告、实验报告，我们看到了农村教师在专业化道路上前进的步伐。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教育失衡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尽管消除城乡教育失衡，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方向已经找到，领导已经到位，队伍已经组成，认识已经统一，方法已经论证，北京教育学院只要知难而进，执著追求，就一定能开辟出一条通向城乡教育均衡的新路来。
进入五月，北京风和日丽，一粒粒绿色的种子，在希望的田野上破土而出，郁郁葱葱，枝叶繁茂，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绽开的鲜花，姹紫嫣红，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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