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困的社会》〔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Bauman 这个名字并没有被列进目前流行教科书
齐格蒙特・鲍曼的最大特点是喜欢说故事，这些恰恰是哲学家们的最大缺陷。他的传记作家丹尼斯・史密斯称“他的声音非常独特。它清楚易懂，既不慌张也不失望。这是由于在‘后现代’经验尚未成为盛行话题时，鲍曼在个人层面上已经消化吸收它很多年了。”丹尼斯・史密斯精彩地引述了柏拉图关于“洞穴”的神话，并认为理解鲍曼的捷径就是将这个故事“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古代洞穴居人不敢视探外面的世界，只能将洞壁上反射自己的颤动光影误视为“洞外的现实”。而“现代性”如同一座城市，其中快乐的居民被放置在以人类工程学方法设计并制造好的充满现代性的“笼穴”中并被提供详备的生活指南，一切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成为了现代笼穴中人那“在墙上的影子”。如今，“后现代性”是一条来自天堂的蛇，它每天都在悄悄地打开一些笼门引诱人们走出笼穴去看真实的世界。这时响起了鲍曼的提醒：当大多数人离开笼穴并且遗失生活指南的时候，也就是当后现代性成功地登上现代性舞台并成为两者关系的主角时，“外面的生活”将与现代生活中的何物相似？人们将如何生活？
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往往不惜牺牲自己偶然获得的个人资源去创造意义，这是鲍曼最大的担忧。因为渐渐失去个人资源的人们会将自己再次锁入笼中。鲍曼将这些担忧及对其深入的分析写进了《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和《现代性与矛盾态度》这“现代性三部曲”。被鲍曼思想研究者彼得・贝尔哈兹教授称为“后现代三部曲”的《后现代伦理》、《生活在碎片中》和《后现代性及其遗憾》中，鲍曼从社会学家的角度进一步提示和批判后现代性。千禧年之后他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以此取代当代流行话语中的“后现代性”。有这样一种共识：“实事上，鲍曼倾向于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流动的现代性’，把先前的现代社会理解为‘稳固的现代性’。在鲍曼看来，现代性从‘稳固的固体阶段’向‘流动的液体阶段’的过渡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于是他在2002年出版了自己的新作《被围困的社会》来强调这样的立论。
给我的一个基本印象是：新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被围困的社会》与2002年同样由该出版社出版的《齐格蒙特・鲍曼传》之间存在着呼应关系并反映出其读者导向，这就是引导读者尽可能快地跳出哲学阅读的视角去发现一位社会哲学家身份的后现代学家，尤其让读者真正领会鲍曼是如何紧紧始终围绕“文化、选择和社会学”这三个连环观念展开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与“现代性三部曲”和“后现代性三部曲”相比较，在《被围困的社会》中鲍曼的关注点已经不再是平民社会的基本生活观念而是流动社会的“政治环境”，它被鲍曼分解为“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两大部分。译者郇建立先生作为国内研究鲍曼思想的专家将本书介绍给读者，也是希望读者能够产生与鲍曼一样的共识：当代社会正在受到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夹击，“流动的现代性”将原来固化的社会结构冲破而使得社会解决自身矛盾与问题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牺牲宝贵的自身资源去处理社会问题。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有一种叫做“格房子”游戏，一群学生站在不大的水泥地，用粉笔或红砖什么的划上一个长方形六宫格，然后在第一格上放一块小砖片，单腿从第一格踢到第六格而取得胜利。试想它的边界和疆域被流动的清水一冲而尽，这个游戏规则的意义、边界及其乐趣便立即失去了。鲍曼认为民族－国家、战争、恐怖主义和难民构成了一个新兴的全球化政治舞台，它囊括了所有原来藏匿人们的笼穴并将其上面的屏蔽一一揭开。人类生活就此“政治化”而被迫变成了“生活政治”，各种由幸福与苦难、信息与消费、现实与乌托邦所产生的“墙上光影”都渐渐因为“边界的消失”而淡出。如同“格房子”那样人们原先的游戏规则失去了意义，生活指南失去了方向。鲍曼强调：他所期望的是“面临后现代性强大的流动冲击力，能否找到新的途径把人类差别重新塑造成为人类团结。”《被围困的社会》就是按照“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两部分写成的。鲍曼以一个贴着“后现代性学者”标签的社会哲学家特殊身份，用一个个社会的“故事”将一个个笼穴的屏蔽揭开、将一个个现代性的边界擦去，他希望人类不再继续在设想社会比实际还不平等的“集体阴谋”中沉浸于自我欺骗。
就阅读《被围困的社会》而言，因为是一位影响甚大的社会哲学家以“后现代性视角”所写的社会哲学评论，因此读者最好能够首先了解时尚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与生活的基本描述，而且熟悉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及其研究方法。然而，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准备，那么读鲍曼这本《被围困的社会》就不会被“知识”的现代固化体系所“边界化”，从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种“后现代性”的阅读状态了。这是令人羡慕的，也是出版商并不担忧本书是否能够畅销的原因之一。鲍曼虽然在学术身份方面与福柯、伽达默尔、德里达、蒯因、利奥塔和罗蒂等纯粹哲学家有着区别，但是站在对“后现代性”研究的同一个平台以“后现代性”视角考察人类的当代境遇，他们都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工具、按不同的方式解构甚至摧毁种种以“心”为基地的“知识信任体系”。我们甚至可以说，罗蒂是这种批判性观念的集中代表，而鲍曼则是这种批判性方法的提供者。读者在读《被围困的社会》这本书时其思路和观念将不是被围困，而是在流动中开拓。所以我们不仅要感谢齐格蒙特・鲍曼通过《被围困的社会》这本书中将读者的眼界从“现代性三部曲”和“后现代性三部曲”的平台上再次提高，而且要感谢他对读者所进行的“后现代性”阅读方式的训练，并且再一次直接将读者引领到一个他正在不断加固的“由社会学与哲学复合而成”的特殊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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