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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化与艺术精神

2005-05-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印刷文化正在成为一种绝唱,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正让位于快速,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快感。

这的确是当代世界正在发

生的普遍性文化现象。电视剧中的戏说历史,古典戏曲中的流行歌舞,广播电视节目中娱乐性的增长,报纸的都市性、消闲性的扩大,网络媒体游戏性的强盛,DV创作个人化的容易,娱乐化正在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文化的各个领域。作为文化现象,娱乐化在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开放和人性解放的反映。文化生产发展竞争的激烈,很容易使文化市场趋向娱乐。现代化,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发展,为娱乐化提供了空前新奇的手段。社会安定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艺求变的自身规律,都是娱乐化发展的适宜环境。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与人的方面说,文艺的娱乐化都有其合理的地方。

然而娱乐化如果失去艺术精神和格调,对文艺本身及其社会效果也会明显带来不利影响。比如低俗风。图书出版在起书名中从过度娱乐而引起低俗风有过典型例子。曾有一本书取名“天亮以后”如何如何,市场很快就出现一批有“天亮”和“分手”字眼的书名,如“天不亮就分手”、“天亮以后不分手”,在产生泡沫化市场效应的同时,给人的是趣味不高的联想。还有在《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畅销后,很快就有“谁能动我的奶酪”、“我的奶酪让谁动了”等种种带“奶酪”的书名,都带有同题娱乐性,但是品位不高的模仿。娱乐化过度,会损害文艺自身的发展。有的古典戏曲为吸引观众,生硬加进一些流行时尚元素,剧种本体的特征被削弱。某些行为艺术过分追求观念,艺术成为次要,人性遭到挑战。艺术,特别是古典戏曲的创新有一个文化保护问题,即艺术的本体特征必须得到保持。文化生态的平衡,重要民间艺术的保护,商业文化与严肃艺术的平衡,都涉及到娱乐化的程度问题。至于个别作品在娱乐化中失掉精神和格调,出现对革命历史观、价值观的损害,更是失去了根本。

娱乐化的效果涉及到对文艺本体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文艺的重要功能是娱乐,但文艺的生命本质不是为娱乐而生,“游戏说”是文艺的一种现象,但不是文艺的整体。中国古代文学家两千年前就有“诗言志”说,以后司马迁提出“愤书”说,成为中国文艺为人生和社会而创作的精神源头。文艺的本质是社会的,其个人创造性也带有鲜明的社会印迹,因而文艺的核心要有艺术精神,有品格。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娱乐和快感只是开始。即使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和明天,人对艺术的需求,也不仅是娱乐,基于社会存在的变化,仍然有许多新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何况今天的中国人还面临很多发展中的难题,要求文艺要在娱乐中提供更好的艺术精神,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有很多娱乐化作品是很讲艺术精神和品位的,很多滑稽艺术,像侯宝林的相声,赵丽蓉、赵本山、陈佩斯、冯巩的小品,都让人在开怀大笑中有所反思,有所升华,体现出滑稽艺术在讽刺中寓崇高的本质美学精神。有些戏说的历史剧也很有艺术精神,比如京剧《宰相刘罗锅》、《连升三级》、《狸猫换太子》等,在娱乐中表现了正义、廉洁、忠诚、善良等进步精神。欧洲古典音乐走到今天也受到娱乐化的很大影响,也有摇滚的古典,有爵士化的莫扎特,有电子化的交响乐,有帕瓦罗蒂和流行歌星同台对唱,有莎拉・布莱曼的美声与通俗的融合。但是,在古典音乐流行化的时尚中,我们看到一些美好的音乐主题和艺术精神并没有缺失。我们也不断看到一些著名音乐家在求变中对艺术精神的执著追求。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曾播出西蒙・拉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奥地利玛特豪森集中营遗址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录像。这场演出的独特性和精神性就在演出的地点。玛特豪森集中营是德国纳粹在二战时留下的,十几万无辜人民死于其中。乐团在遗址上演出,画面上不时看到集中营遗址中的硝壁、铁丝网和雪白大理石上镌刻的遇难者姓名。“欢乐颂”中贝多芬人类大同的音乐理想和集中营遗址形成强烈反差,睹物听乐,令人心潮起伏,思绪难平,人性、历史、和平、民族、世界,等等,音乐因地点而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是在普通音乐厅远远不能达到的。我们的舞台艺术中,还很少见到与自然、与历史人文景观相结合的演出。艺术的创作本来是与自然和社会历史密切相连的,艺术表演进入剧场,是为了便于发挥人化的审美创造性,而表演如果有能力在驾驭自然的基础上融入自然和历史,使自然意境与人的审美创造相结合,就会有一个新的更宽阔的艺术境界。

文艺在娱乐化与艺术精神的统一上有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古装戏创作中的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不仅要看到古装人物情节因距离久远而容易形成的娱乐性,更要重视人物塑造所传达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不仅要看到帝王和杰出人物的作为贡献,也要看到他们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折射。

又比如商业性和艺术精神的统一问题。这里既有作品创作中的艺术精神问题,也有文化市场开发中的价值观问题。比如如何把资本、效益和文化品位结合在一起,立足于高品位艺术,立足于民族文化建设,来做大市场,而不以牺牲艺术品位来换取经济利益;如何对待文化市场的高端和低端,是蜂拥炒作流行市场,哄抬价格,还是不断开拓、引导新的和低端文化市场,其中有着很不相同的人文精神。

在娱乐化中寄寓艺术精神,还有一个时代性问题,就是艺术需要反映与人民关系最密切的心灵问题和社会精神。有一个文学现象值得探讨,就是有的文学作品,一些专业人士认为艺术性很好,极力推举,但是大众读者,甚至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都反应平平;而有的文学作品,形式上比较直白直露,却触及了群众最关心的某些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如公平正义,常常有强烈的社会反响,包括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的这类作品在广播电台连播时,收到成千上万的听众来信。这说明在今天中国,文学功能的很重要方面还在于它的认识价值、社会功能。人们在急速的生活节奏中,能够欣赏文学的,主要是从这个独特角度获取比较新的社会人生信息,丰富精神认识,增强精神力量,很多人还没有过多时间来把玩文学。手机短信文学也许是一种快速把玩文学的新形式,但它在提供精神的丰富性和力量性上显然要有限。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不必讲究艺术,好的文学一定是信息独特、描写好看、有精神力量。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矛盾较多的时期,文学作为最能够体现社会精神的艺术,应该关注并艺术地反映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像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都是与优秀文学传统相通的社会精神,是人民群众深切关心的时代精神,值得用文学的方式去发掘、细化和表现,把进步的时代精神转化为积极的艺术精神,鼓舞人民,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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