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思同，1994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体动力学专业本科毕业；之后，自愿放弃分配到部委的工作，白手起家在中关村创业；2000 2003年，重回北大攻读MBA；现为某高科技公司总经理
。
北大光华MBA2000A班“老陕”靳思同被“班头”刘通定义为“有钱的好男人”，刘通甚至一厢情愿地期望思同早日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
在茗立茶艺馆，靳思同挑了一间洒满阳光的小室，衔着烟卷仰坐在沙发上，我在他的斜侧坐下，片晌无语。
还是靳思同先开了口：“工农商学兵，三行五业都与我有关”，“我还在最正规的军事院校正儿八经地当过一年兵”。我知道，他所说的当兵的旧事，指的是曾在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一年军训能否算当兵 这虽然值得商榷，但靳思同却是异常看重那一年的军训，他说那是一次特殊经历，没齿难忘。每每写及个人简历，靳思同总是习惯性地先写下“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的字样。
我很想知道，经历了军营的历练，一个出身于中国最高学府的白面书生，是怎样在中关村闯荡出一番事业，这个很早就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人究竟有什么特质？
1989，不能忘记
1989年，时年17岁的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大。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我所在的中学上一届出过一个陕西省的高考状元，我的奋斗目标也是瞄着高考状元去的，但结果并不理想，反而没发挥出真实水平，可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不管怎么样，我从一个悠闲的小地方迈进了我一直向往的殿堂。
没进北大，卷着铺盖的我直接被拉到了石家庄陆军学院，从一个天真散漫的中学生突然变成了一个军校学员。
我们当时每天的作息极有规律：早上6点起床，3分钟后下楼集合、跑操，半小时后早餐，上下午各4节课，晚上也被名目繁多的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在军校，打靶、射击、训练，所有的内容都以课程的形式出现，教官都是全军抽调来的骨干。我们北大的700多名新生被编成1个大队、6个中队，中队下面还有区队。我在23中队，中队长是从老山前线载誉归来的战斗英雄。到现在为止，我也毫不怀疑中国军人的战斗力，在我看来，他们的凝聚力、执行力无疑是最棒的。
中关村逐梦
当初我是抱定了当物理学家的远大理想上的北大，但还是在军训时，我理智地打消了那个念头。我们班有好几个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冠军，和他们相比，我差距太大。我当时痛苦地意识到我的理想是那样遥不可及，于是选择了放弃，当然后来也明白了是因为他们比我提前学习了大学的课程。
在半工半学中我迎来了毕业分配。北大的分配相对公正，我的成绩排在全班前十名，不费力地得以留京。几经周折我被分配到国务院某部信息中心。地点在甘家口附近，我去看了一次，就断然决定不去那里上班。
那座灰色的苏式大楼让我感到很压抑，我一想到马上要变成一个朝九晚五的小职员就有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另外，不羁的个性也让我觉得自己在机关里混没戏。幸好我遇到了一个很开通的上司，至今我也很感激他。报到后我和这个上司 信息中心主任 谈了一回话，我说我不想来。主任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可以，我看你也不像在我们这儿工作的人，你停薪留职吧。”
就这样，出了校门，一天班没上，办妥了停薪留职手续，我就一头扎进了中关村。我向家里借了两万块钱，在北大南门租了个两室一厅，就算有了个窝。为什么选择中关村 因为那里离北大近，又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我想那里可以实现自己创业的梦想。
我推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为我也是这个范畴的人。只有自己做起生意来，你才能知道赚钱是多么艰难的事情。最早，我和几个哥们在中关村电子世界租了个二十多平方米的门脸“炒货”，卖电子设备，基本上把自己混成了一个地道的“村里人”。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有天一个和我还算比较熟的哥们去看我，在抽屉里无意中看到了我的北大毕业证书，这哥们嘲笑我：“哪儿买的 多少钱 给哥们也弄一个。”
我正色道：“你X的，爷正经是北大毕业，你打听打听去。”
那家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就是不信。
不用去单位按月领工资的我外表平和，但内心焦灼：我要生存啊。从1994年出了校门，直到1997年，是我在中关村的“草莽年代”，没有主业。板卡、内存、多媒体产品，什么挣钱做什么，杂乱无章。与哥们的合作也是合合分分，没有固定的可以信赖的伙伴。
1995年时，我抓住了一个大客户―――烟台一家公司。说来也很偶然。那是一个细雨纷飞的日子，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外地人在我们那个小公司的门檐下避雨。上去一搭讪，来人竟是烟台一家公司的采购经理。我喜出望外，拉他进屋，介绍公司，介绍我这个人，当然没忘记告诉他我是北大毕业生，我想这有助于他对我们公司的信任。一桩生意就这样谈成了。从此，那个经理很少来北京采购，全由我包圆儿了，这是我第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我们的合作很愉快，一直持续了两年，直到我的公司转型。
1996年底，我们的小公司一盘点，非但一分钱没挣着，还亏空了不少。我妈借了我四万元钱才把窟窿补上。我妈常说她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有来历的。我想，这样可不行，还是单干吧，从那以后我就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我个人的第一桶金是在做打印机时掘到的。激光打印机向来是惠普的天下，别人插一脚进去很难，可巧惠普的一次业务调整闪出了一个市场空当，经朋友介绍，我成了日本松下激光打印机的“五道贩子”，做一个新进入中国的产品的市场。
在松下激光打印机做得比较好时，松下总部曾邀请中国的代理商去日本参观学习，可怜我这个“五道贩子”居然毫不知情，被残酷地剥夺了机会，这档子事让我特撮火。聊以自慰的是靠着卖松下激光打印机我掘到了第一桶金，而在这之前，我的个人资产是负数。
我没有在大型跨国企业待过，这是一个遗憾，我也想补上这一课，但不可能再有机会了。
走过“草莽年代”
告别“草莽年代”，随着在商场上的经历越来越丰富，我做事情也更加规范。我目前的公司只做一种产品：电脑外设。这个公司的前身是中外合资企业，是中关村一家有名的高科技民营企业集团的子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1998年，我用五十多万元把它买了下来，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几年打拼下来，还算有了一定的成果，虽然不是很满意，但我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机会来了，抓住，就这么简单。
在一个闲来无事的下午，我翻出了1998年的MBA考题，试着答了答，觉得很简单嘛。于是想，没事考一个玩玩吧。转天就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MBA。经过两个多月的复习，轻松入考场，拿到试卷却倒吸一口凉气：不得了，题够难的啊。既来之则安之，硬着头皮一道道啃，数学题有一道我完全放过去了，实在是不会。我当时就想，这么难的数学题，我这个堂堂理科生苦思冥想都答不出来，文科生更是没戏了。所以我认为现行的MBA选拔制度不合理，尤其是对文科生极不公平。
结果还好，毕竟我的底子厚，如愿以偿重返北大。这次再走进燕园的大门，我也是感慨万千，与10年前那个羞涩的外省懵懂少年相比，如今的我练达稳重，已经判若两人了。也许，这就是教育的力量吧。你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不上清华的MBA而考北大的MBA 我只是认为清华学生是可用之材，但我为什么要上清华MBA 给个理由先
上北大光华MBA的理由 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真要去了清华我肯定受不了，我爱北大的自由。现在我们同学中有二十多个“狐朋狗友”经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脾性相投，坦诚以待，了无功利。现在交这样的朋友已经很难了，可能这才是我们上MBA的最大收获。我是这里面的火种，可以燎原的那类火种。但我们这个MBA班里有一半人我不认识。有些人就是不愿意交流，我觉得很费解。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对MBA教育的评价 我想说的是：国内的管理学院对MBA教育还是不太理解的，北大光华也一样，并且光华的教学态度也不端正，反映在方方面面。项目负责人换来换去，没有一个很好的教学体系，还有教师的选择等等。
MBA第一年，我曾写过一封致管院领导的公开信，大发牢骚与不满。在一次座谈会上，当着诸多教授的面，放了一炮：我是北大毕业的，我觉得光华管理学院老师的水平低于北大的平均水平。
三年MBA教育对我的公司经营到底有何裨益 总的来说，会计学是MBA教学的一大短板，经济学我没学到新的东西，人力资源方面对我帮助最大，市场营销感悟很多。
我有我的微词。MBA教育基本上可以划入花拳绣腿的范畴，尽管如此，还是能教你比划个一招半式，有用没用就看你自己了。不管怎么样，受过正统MBA教育后，底气足了不少，心里很踏实，因为你知道别的MBA都是怎么回事了，就像你上了北大就知道北大毕业生不过如此一样。
MBA与北大都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事。
采访结束时，我对靳思同说：“我见很多当了老板的人都醒目地把自己MBA的头衔陈列在名片上，你为什么不附庸风雅一下，博得一点商业同道对你的崇敬 ”
靳思同的回答铿锵有力：“卖北大牌子的人多了去了，我还没卖上，要卖就一定卖个大价钱 ”
（本文摘自《自讨苦吃―――穿过北大的MBA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