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婧写作她的《抒情年代》，其情形比上述简单的描述要复杂得多。今天的“向内写作”早已度过青春期的抒情色彩，但潘婧的抒情写作远非“向内写作”可以说明；在潘婧的笔下，有着普鲁斯特那样追寻过去时光的
潘婧写的是她们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北京、白洋淀之间的岁月，上山下乡的经验。那同样是一个主观时代，尽管她的父辈们不能伸展个性而做了机器上的螺丝钉，但上山下乡时期的局面却给了青春一种混乱的自由。她们跟父母一样定格，人生被规定，却没有父母们沉重的精神和现实负担。自然，她们的自由因为失去了言传身教的润泽而成长得极为艰难，充满了悲喜剧，充满了冒险、无助、苦闷和浪费。
《抒情年代》写出了一个时代。写出了两代人的状态，隔膜，不理解。时代的荒凉，使得上代人不能给后代人提供任何精神营养。即使上代人有着精神世界，他们也不可能提供给下一代人，因为下一代人完全受时代所囿不接受他们。“偶尔，珊珊的母亲被允许从监禁的地方回到家里。对我们的游手好闲，想入非非，读违禁书籍，她忧心忡忡。她说，你们把自己关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玻璃房子里，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一代的成长成熟，除了时代强加的，他们是以青春自由的天性从身边获得的知识里进行自我教养，鲁迅也好，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文学艺术也好，哪怕同时代的社会科学也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任何到手的碎片营养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的成熟，过程是悲剧性的。他们既无良好的教育，又无法意识到文明的丰富和完整。
如果把走上社会就叫做成熟的话，前现代社会的青年多半是这么闷熟的。我们可以想见这一代人的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一代文学青年，或一代理想青年的苦出身，没有依傍，没有来路和去处。他们完全不懂得人情冷暖世故，不理解生存的正当性。很久以后，到潘婧的《抒情年代》里，才有一种错过了迟来了的意识：“当我们在‘老莫’装模作样地举着刀叉，笨拙地切割浇着辣酱汁和胡椒的烤猪肝，夸夸其谈地议论着海明威和惠特曼的时候，全然不把父母的境况放在心上。我的父母从未光顾过这个当年的豪华西餐厅，没有心情，也不想多花钱。他们全心全意地体味着自己的不幸，以致所感受到的比真正遭遇的还要多。”他们并不是没有做事的梦想。他们纯洁的内心完全不能体会生存的严酷。“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歌德如此说过，但何尝如此。现实的力量完全能够让人忘掉或变异。优越自大的感觉、玩世不恭的人生、报复补偿、孤独无告的心理，正是这一代大部分人后来立身处世的态度。好在这一代人并不是全部忘掉了，潘婧没有忘掉，因而有了《抒情年代》。生命的落脚点在哪里 潘婧也没有回答，但她追寻了现在的来路，她的青春年华突然成了一个作品，一个可供无限回味的、不可替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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