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问国际科学史大会是怎样的一个会议？
刘钝：国际科学史大会创立于1929年，至今已有76年的历史。1928年，在第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科学史学科的
中国学者首次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是在1956年，参加者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以及李俨、刘仙洲。1957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由此开始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但中国连续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是始自1981年的第16届大会。据参加过第16届大会的席泽宗院士介绍，当年罗马尼亚的组织工作还是相当出色的，齐奥塞斯库夫人作为科学院院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自己出席了最近的三次大会，即1993年在西班牙萨拉戈萨、1997年在比利时列日和2001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19、20、21届大会
记者：本届会议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刘钝：国际科学史大会一般由大会报告、专题研讨会、分组讨论、论文海报交流、公众演讲等内容组成。本届大会将有很多亮点。大会报告方面，诺奖得主杨振宁的《爱因斯坦与现代物理学》、印度学者Razaullah Ansari的《伊斯兰精密科学对印度及其邻国的传播和影响》、美国学者Peter Galison的《爱因斯坦和庞加莱：撕裂时空的墨迹》都值得期待。专题研讨会共62个，很多选题是非常精彩的，例如：《科学史在线》探讨互联网上的科学史研究和传播、《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对中法同一年代的科技发展做了有意思的对比、《中国和西方的日常生活技术》把目光对准了诸如土炕、油灯等不起眼的所谓身边的科技。此外，本届大会还将举办爱因斯坦展览、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世界著名出版社科学史图书展、中德科学史论坛等活动，并颁发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青年科学史家奖。
记者：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多样性―――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传播”，请问这个主题是如何确定的？您如何理解这个主题？
刘钝：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主题是由当地组织者提出的。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是全球学术界乃至所有人都关注的热点话题，自然也需要科学史界做出回应。日本裔的美国学者福山有本著作叫《历史的终极与最后的人》，他同马克思一样持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于是有“历史终结”一说；不过不是终结于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福山在90年代初的国际环境下得出的这一结论曾一度流行于西方：赢者通吃，文化多样性乃子虚乌有，具有理想、热情与野心的人也不复存在，目前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这就是他的历史终结说。抛开意识形态不说，作为热爱人类文化的一名学者，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观点。与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向相对应，人类追求多样化、多元化的努力也日益加强。实际上，当今现代化进行得比较好的国家，都非常重视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全球化”是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样性”是生命和社会演化的动力，世界不可能归于单一而人类历史不会终结。
记者：我们知道，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全球化的景观，似乎今天现代科学正走向一统天下，而地方性的科学传统如中医的发展空间已被挤压殆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钝：这个问题正是需要科学史界予以思考的。这次大会的大会报告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对“多样化”的关注，其中印度学者Ansari对伊斯兰科学及其影响的探讨，英国学者Christ of her Cullen通过对李约瑟工作的考察探讨了“移动科学史的构造板块”，伊拉克学者Khalid SalimIsmael探讨了“数字系统在古代伊拉克的发展”，美国学者Evelyn Fox Keller提出“科学词汇的全球化是否需要付出代价？”，等等。无论如何，科学并非西方文明的专擅，我们应该珍视和研究我们所拥有的文化多样性。
记者：您认为中国科学史学科应如何在追随国际潮流和保持自身个性间谋求发展呢？
刘钝：就学术水准而言，我们的科学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们一直在推动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再建制化。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学史与考古系、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等的创建，国内科学史的研究队伍正不断壮大。国内科学史界在研究风格上愈益多样化，有对国际上“时髦”题目的追踪，比较传统的考证研究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内史”和“外史”研究交相辉映。我想，科学史作为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其发展前景是色极其广阔的，也必将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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