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华裔美国小说界的人都了解，以汤亭亭为一方，赵健秀为另一方的关于什么是地道的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争论之激烈之广泛，席卷了整个亚裔/华裔美国小说界和评论界，虽然这种争论较少地波及到华裔美国诗歌界，但华裔美国诗人中不乏像赵健秀那样具有鲜明种族意识的诗人，例如朱丽爱和吴淑英。作为父母曾经在天使岛被拘留的后代、美国种族歧视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女权主义者，朱丽爱始终努力充当抵制社会不公正的人们的代言人。白人学者欧内斯特・史密斯（Ernest J.Smith）没有种族偏见，在评论朱丽爱及其诗作时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朱丽爱的诗歌在主要的文学杂志上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或评论，然而它作为开拓性的成果屹立在新兴的亚裔美国文学领域里。在最近几年，文学批评注意力大量地集中在亚裔美国作家及其与包括朱丽爱在内的老一代艺术家的联系上。”
须知美国的主要文学杂志掌握在白人主编和评论家的手里，朱丽爱反主流的言行和艺术追求自然地不合主流评论家的审美趣味，受不到他们的青睐不足为怪。朱丽爱为自己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而自豪，她说：“我越来越多地看见一些人回击，我也就越来越多地看到大家获得回击的力量，要不然，我关上门说：‘再见，世界。’但那不是我。”她赠给吴淑英的一首诗《在我们的翅膀下―――赠吴淑英，一个姐妹》充分体现了她以及她的姐妹们的激进政治观点。这首诗收录在她的诗集《长气婆之死》最后一个诗组“红色之旅”里的最后部分，特别富有艺术震撼力，最后几行诗大胆地显示了诗人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和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的勇气，大有金斯堡当年在《嚎叫》中振臂高呼的恢弘气势。
朱丽爱所称的“姐妹”既可指妇女解放运动成员，也可暗示女同性恋伙伴，而她的“姐妹”吴淑英比她更激进，勇于宣称自己女同性恋的性取向。在美国，当白人女子表露自己是女同性恋时，一般人往往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亚裔/华裔女子很少敢于或羞于公开自己这方面的隐私。吴淑英却打破了亚裔/华裔女子不公开承认同性恋的禁忌，例如她在她的《无题》（Untitled,1989）中就描述了她的性体验。
1977年，在演出朗尼・卡内科（Lonny Kaneko）的戏剧《贵夫人病危》（Lady Is Dying）时，吴淑英还与赵健秀同时扮演剧中的角色。70年代后期，她曾经一度和朱丽爱以及另一个女同性恋诗人基蒂・徐（Kitty Tsui，1953 ,音译）组织“三个不裹足女人社”（Unbound Feet Three），走遍整个加州，进行政治与艺术相结合的活动，一起举行诗歌朗诵会，一起到各个大学里去演讲，反对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争取少数民族平等权、劳动机会均等和女权。这与她的家庭出身有直接的关系。她父亲13岁时移民美国，但在上岸前被拘留在天使岛上有一年半时间，在唐人街做两份苦力工作。她不但把自己看成是作家，而且自认是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亚裔美国女同性恋教育者和工会主义者。女学者黄素清（Su-ching Huang,音译）在评价吴淑英的诗作时指出：
“她的诗篇表露了多议题的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努力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压迫和其它种种形式的压迫是反复出现在吴淑英的诗篇里的主题。她在诗作中传达她作为有色人种女子、女同性恋、大学讲师、移民之女的种种体验，尤其阐明个人和政治结合的体验。”
朱丽爱和吴淑英这类华裔美国诗人激进的政治色彩与赵健秀及其同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另一方面：一大批亚裔/华裔美国诗人在不同程度上摒弃少数民族常使用的弱势话语，运用为主流出版界接受的强势话语。对此，亚裔评论家金伊莲说：“白萱华的《随意的拥有》、刘肇基的《献给贾迪娜的歌》、三井（James Mitsui，1940 ）的《穿越幽灵河》和姚强的《跨越运河街》和其他诗人的诗集显示亚裔美国诗作家难以局限在‘亚裔美国’主题上或狭义的‘亚裔美国’族裔性上。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更具‘亚裔美国性’是因为他们扩大该专有名词的含义。”说得直白一些，她的意思是：亚裔/华裔美国诗人的视角正从少数族裔边缘走向美国主流文学。关于亚裔/华裔美国诗人的现状，可以用施家彰精辟的话来概括：
“我相信，亚裔美国艺术家在当下正创作出色的作品。其活力的表征之一是精彩和多样化。但就诗歌而言，要数白萱华、姚强、陈美玲、本乡、宋凯西、戴维・穆拉（David Mura,1952 ）、喜美子・哈恩（Kimiko Hahn）、刘玉珍和其他诗人的作品。我不认为他们的作品可以“缩减”到单一的政治、社会或美学线条里。相反，他们正在一起创造崭新的文学，在情感的范围和深度、复杂和大胆的想像力上无与伦比。”
在施家彰看来，赵健秀在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强加给亚裔/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反对亚裔/华裔美国作家“白化”，大力提倡地道的亚裔/华裔美国文学时，却给亚裔/华裔美国文学造成了新的刻板印象。他说：“我认为，可能有地道的亚裔美国人感知力，但其界定需要‘开放式’而不是‘封闭式’。它需要把亚裔美国人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结合起来。”他的看法符合实际，亚裔/华裔美国诗人的族裔意识有强有弱，风格各异，决无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而是保持着他（她）们鲜明的艺术个性，用他（她）们焕发的才华和丰富的想像力，给我们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华裔美国乃至美国文化景观。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亚裔/华裔诗人或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趣味与他（她）们族裔意识的强弱不无关联，而他（她）们族裔意识的强弱，一般说来，又与他（她）们的血统和出身不无关联。例如上述的朱丽爱和吴淑英，她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过种族歧视，因此像她们这类华裔一旦获得能用并且善于用文字表达的机会，她们自然地要宣泄心中的愤恨。有欧美亚混杂血统的或与异族人通婚的华裔美国诗人的族裔意识则相对地比较弱。例如，白萱华是中荷（荷兰裔美国人）的混血女诗人，丈夫是白人画家；姚强的父亲是混血儿（姚强祖父是华人，祖母是英国人），妻子是白人画家；张粲芳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欧亚混血女（一半血统是爱尔兰人），丈夫是白人小说家，施家彰的第一任妻子是美国印第安人，第二任妻子是美国犹太民族诗人。刘玉珍的父亲是夏威夷土著，第一任丈夫是白人。宋凯西的母亲是第二代华裔，父亲是朝鲜移民的儿子，丈夫是白人医生。他（她）们不是不喜欢或不寻中国根，不过白人主流文化的亲和力对他（她）们比对朱丽爱和吴淑英这类诗人要大得多。质言之，他（她）们首先具有美国人的感知力，如同白人诗人一样，从美国人的视角观察和描写自然、社会和感情生活。美国社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移民社会，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挪威、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的白人后裔诗人或作家如今很少因不同民族的血统而在作品中强调该民族的族裔意识，而是共同创造具有鲜明美国风格的文学。这一部分亚裔/华裔诗人或作家像他们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美国主流文化认同，参与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建构。
实际上，亚裔/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流变的社群，且不说与白人通婚或通婚后的混血子女族裔意识逐渐淡薄，我们发觉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留学的亚洲/中国人定居美国后所生的子女也已经成年，新一代亚裔/华裔美国中的诗人或作家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接受，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显然与朱丽爱和吴淑英这一代人迥然不同。例如，2004年才17岁的华裔女孩王文思（Katherine Wang）在三岁半跟随留学美国而事业有成的父母从哈尔滨移居美国，就读于加州昂贵的私立中学，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她在17岁时就能发表一本反映美国中学生活的非小说《此时，彼地》（Been There,Done That），书中充满一片阳光、春风和雨露。王文思在书的最后说：“我们都想长大成为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们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所经历的旅程。不管我们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还是棕种人……不管我们的头发是黑色的、金黄色的还是红色的……不管我们用手、筷子还是刀叉吃饭，我们都有那种关联，在某些方面都互有联系。我们甚至分享相同的体验。我是华人女孩，碰撞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文化里。毫无疑问，美国改变了我。”亚裔/华裔诗人或作家群体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就是这样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常变不息。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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