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在信中提到的办刊思路：（1）门户洞开，但质量要较高。（2）人数少，但做事情要多。（3）团结一切老诗人，从来稿中发掘新生力量。（4）彻底实行民主，大家精诚团结，发挥积极性
，在民主基础上必要时也要集中。
1957年，《诗刊》主编臧克家曾就《诗刊》创刊后的相关问题，致信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信不长，但对了解《诗刊》创刊前后的情况很有价值。现将信录于下并略作解释。
周扬同志：
今天您在“作协”对各刊物编辑同志们讲的话，我完全知道了。十分兴奋。
“诗刊”的情况，我愿向您报告一下：
“诗刊”从筹备到出版，为时仅一二个月，人手不多（当时只三四人，现在八人），但各处跑稿子（副主编、主编、编委亲自出马），在北京的重要作家、诗人（木天、药眠、其芳、冯至、静之、雪峰、萧三……）处，都曾去过。
“诗刊”一下手，就想联系新老诗人，鼓起他们创作的兴致。各种流派的诗人（如穆旦、杜运燮、方令孺、王统照、冰心……），我们都写信约稿。“百花齐放”后，我们打算约些老诗人聚谈一下，想约朱光潜、穆木天等。老舍先生也给我们写了“谈诗”的文章。也约过茅盾先生（胡乔木同志也约过）。
“百花齐放”，但必须有主调。我们每期的头条就表示这个作法。当然，因为稿缺乏，尚未做得很好。
在领导方面（“诗刊”没有党员），我们强调、实行民主，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话就说在当面。必要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
我们尽量做到少数人做多的事情。机构要小，越小越好。
“诗刊”第四期印七万三千多份，到六七期时，可能到十万份以上。可批准数目只五万。这一点，请您予以大力支持！
关于劳动主题的作品，我们一定遵从您的意见，大力组织。
总之，“诗刊”一定努力向以下各方面做去：
（1）门户洞开，但质量要较高。（2）人数少，但做事情要多。
（3）团结一切老诗人，从来稿中发掘新生力量。
（4）彻底实行民主，大家精诚团结，发挥积极性，在民主基础上必要时也要集中。
您看这么做可以不？敬礼
克家27日（我家电话5、1370）
这封信的日期
臧克家的信，只具日而无年月，从信的内容来看，年份比较好断定：《诗刊》是1957年1月创刊的，至臧写信时已出版第四期了，因而信写于1957年。至于月份，从信中的内容看，提到四期和“六七期”刊物的印量，独没有提到第五期，显然，第五期已经在印刷之中了。以此来推断，此信或者是写于4月27日或者是5月27日。
臧信中提到，他写信这一天，周扬在中国作协对刊物编辑有一个讲话。查《周扬文集》，未见此讲话收录。《郭小川全集》第九卷收录的1957年日记“4月28日条”则显示，周扬在4月28日曾在作协对刊物编辑讲过话：
据说，周扬同志上午来到大楼，找各刊负责人谈话，他说，中央拟发一个通知，从中央委员起都参加义务劳动，以便从思想感情与人民接近。张光年也说了几句泄气话，秦兆阳也如此，周扬一一加以说服。
臧克家信中“关于劳动主题的作品，我们一定遵从您的意见，大力组织”之语，与郭小川日记相对照，臧的话显然是对周扬“从中央委员起都参加义务劳动，以便从思想感情与人民接近”讲话意思的回应。由此可以断定，臧信写于4月。
可是，这里又出现了时间不一致的问题，是27日还是28日？我以为应该是28日，臧克家的日期可能是笔误。因为从郭小川27日日记来看，他除了中午“休息一小时”外，一天都在作协，未见周扬；而28日下午才到作协，因而得知上午周扬来过。
《诗刊》的筹备
臧克家在《我与<诗刊>》的回忆中，谈到诗刊的“诞生过程”时说：
1956年，在京的许多老中青诗友们不时聚在一起谈谈。那时徐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有一天，好几位青年诗人在他的宿舍里碰头了。大家都说，诗歌需要一个阵地，应该搞个刊物才好。我心里想，已经有个综合刊物《人民文学》了，再搞个专业性质的刊物恐怕不成。同时，我接到读者来信，也表示了和大家同样的意愿。大家怂恿我争取一下试试，因为我已经调到作协书记处工作了。我把这些情况向党组负责人刘白羽同志谈了，希望他向领导同志反映一下。不久，白羽同志到我笔管胡同的宿舍来了，说：领导上已经同意诗刊出版了。我听了，自然十分高兴，真有点出乎意料！于是，我们商讨了编委、主编、副主编以及编辑同志的人选等问题，请他拿到党组去研究、决定。这样解放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刊物《诗刊》就诞生了。
臧克家回忆中，没有说明《诗刊》开始筹备的时间，但他在给周扬的信中说，《诗刊》从筹备到出版，“为时仅一二个月”。从《诗刊》在1957年1月25日正式出刊前推，开始筹备的时间大致在1956年11月左右。
征诸史实，大致如此。
从郭小川1956年日记来看，作协书记处第一次讨论“《诗刊》的问题”，是在1956年11月5日。大约这次书记处会议定下了办《诗刊》的事情，因而第二天，郭小川就“与徐迟、吕剑谈《诗刊》”，“到楼适夷处谈《诗刊》”，“到文化部大楼，与出版局王毅谈出版问题”。其后的11月7日、8日，郭小川与臧克家、徐迟、沙鸥等人又磋商过两次。这大约是正式筹备工作的开始。
在这一过程中，大约作协书记处指定也是著名诗人的郭小川来负责筹备工作，因此，在郭小川留下的1956年的工作计划中，把《诗刊》列入其中：在写于1956年11月前后的“工作安排”中，郭把给“诗刊一间房子”列为“最近要做的事情”之列；把确定“诗刊编委、刊名”，和“臧克家、严辰、徐迟、田间、艾青、沙鸥、公木、吕剑、袁水拍”等人列为编委，作为“要办的事情”之一。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到12月18日，臧克家又来找郭小川，“谈《诗刊》的发行量问题”。大约已经组完了创刊号的稿子，开始考虑印刷发行的问题了。
可是，《诗刊》创刊号的出版，却在又拖了一个多月。这其中的变故，不是作协筹备不力，而是等一个人的诗稿。这个人就是最高领袖毛泽东。
把毛泽东列入作者队伍
在现今给毛泽东这位中国领袖人物的诸多的评价中，虽然没有“伟大的”或者说是“著名的”诗人这一项，但他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诗人。他所写下的那些融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为一体的诗词，即使没有“文革”政治意义上的提倡，也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可圈可点的篇章。尽管现在的文学史写作者们从来没有把毛泽东作为一名诗人来看待，但在《诗刊》筹备过程中，《诗刊》副主编、著名诗人徐迟却把他列入了《诗刊》的作者队伍。
在为《诗刊》组稿过程中，徐迟将自己从各处搜集到的私下流传的毛泽东诗词8首誊抄整齐，找到主编臧克家，建议将这些诗送给毛泽东审阅，并能征得其同意，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臧克家和《诗刊》的编委都认为是个好主意。于是，起草了一封信，由主编、副主编及全体编委签名，送给了毛泽东。
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诗刊》回复了这样一封信：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在信中，尽管毛泽东自谦地认为，自己的诗作“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但从他不但欣然同意发表《诗刊》寄去的8首而且又增加了10首的举动来看，他是愿意以一名诗人的角色出现在《诗刊》中的。而且，他还十分愿意以这一角色来同诗人们交谈。
在写下这封信两天后，毛泽东主动邀请袁水拍和臧克家两位诗人面谈。关于这次谈话，臧克家在后来有过几次回忆。现根据其回忆，简述如下：
谈话是在1月14日下午3点多进行的。毛泽东与袁水拍、臧克家简短的寒暄后，即与臧有下列对话：
毛：“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
臧：“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
毛：“你看应该怎样？”
臧：“改成‘蜡’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
毛：“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毛泽东的这种诗人角色，使臧克家忘记了面对的是国家最高领袖，因而立刻有了“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的心态。谈到《诗刊》的创刊，臧克家谈到让《诗刊》苦恼的印数问题。他对毛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印1万份，太不合理了。”毛问：“你说印多少？”臧回答说：“公公道道，5万份。”毛想了想说：“好，5万份。”
既然毛泽东是以诗人的角色发起这次谈话的，话题当然要以诗为主。毛泽东谈了自己对诗的一些看法。臧克家回忆说：
毛主席是喜欢、看重民歌的。他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毛主席喜欢三李，人人皆知的了，但他对我们并没有提及，只说：“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又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当臧克家和袁水拍告辞时，毛泽东不仅送出殿门，而且高声嘱咐二人，别忘了把他们出版的诗集送给他。
因为有毛泽东对《诗刊》的关注，也因为《诗刊》创刊号刊登了他的诗词十八首（他的复信也用道林纸同期刊出），因此，当《诗刊》创刊号1月28日面世时，轰动一时。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大街上排起了长队，不是买年货，而是买《诗刊》。
还需要提及的是，《诗刊》1964年停刊，1976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复刊。像《诗刊》初创刊一样，臧克家和李季、葛洛等人依旧想在复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诗词。但是，一二十年来，社会上传抄的据说是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多首，真伪莫辨。臧克家等人就将搜集到的作品去请教郭沫若。郭沫若肯定地指出，《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是真的。经过请示，对诗词有特殊偏爱的毛泽东依旧给予支持，同意发表他的《词两首》。
《诗刊》的宗旨：联系老人，推出新人
臧克家信中简要地叙述了《诗刊》创刊后联系新老诗人的情况。从历史事实看，《诗刊》在这方面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筹备《诗刊》创刊的过程中，臧克家和编辑们就拟定了“三张诗人名单”：一张是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过辉煌足迹的前辈诗人，像冯雪峰、汪静之、陈梦家、艾青、冰心、萧三等人。一张是青年诗人。在《诗刊》筹备创刊前，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议”刚刚结束，稍有名望的青年诗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因而也给《诗刊》拟定这份名单提供了方便。最后一张是在办刊过程中逐步添充的名单，即新发现的诗人。“每发现新人，都登在专设的通讯录上，不仅对其来稿认真对待，还常与之主动联系、约稿。这样的新人名字，几年之内就积累了上百个”。这其中，“确实发现并培养了不少诗歌新人，有的至今已是著名诗人了”。《诗刊》创刊后之所以能打开局面，就是靠的这三张名单。
当年《诗刊》创刊时，欣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时代，因而也给《诗刊》联系新老作者提供了条件。在编辑们“各处跑稿子”辛劳中，诸多封笔多年的老作家、老诗人都重新拿起了笔。臧克家借助于《诗刊》的创刊，联系、推出了一大批新老诗人。在《诗刊》创刊号上，既有艾青、冯至、萧三等老诗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新诗人严阵、孙静轩等。新月派著名诗人陈梦家，解放后就告别诗坛生涯转而进行考古研究。《诗刊》创刊时，臧克家约他写诗。这位老诗人重新拿起笔，先后给《诗刊》写出《谈谈徐志摩的诗》（《诗刊》2月号）和诗作《纪游三首》（5月号）。陈梦家对此也感兴奋。那时，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古墓发掘出千年前的莲子，在新的气候里竟然又开花。他以此自喻，说自己好比那古墓的莲子，又被挖掘出来。此事也可证臧克家信所言不虚。
相关链接一：臧克家关于《诗刊》给周扬的另一封未曾公开的信
周扬同志：
“诗刊”已出三期，听到了各种反应的意见。水平不够高，好稿较少。稿源有二：（1）发动新老诗人动手（2）从大量投稿中选拔。但苦于好诗不多。只能步步提高，无米之炊，巧妇为难。何况我们还不够“巧”。
“百花齐放”方针。具体体现到编辑中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希望听到您对“诗刊”的意见。
敬礼
臧克家上（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
相关链接二：诗人臧克家
臧克家，1905年生，山东诸城人。臧克家从小生活在一个诗的王国，父亲和祖父都好诗，家庭的文化气氛很浓。1923年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30年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
据介绍，他入学考试的数学成绩为零分，作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这位青年身上潜伏的才气，一锤定音破格录取了他。
臧克家后任山东临清中学教员，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1942年至1946年任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候补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臧克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2000年1月获首届“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2003年获由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臧克家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37年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后出版有诗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等。抗日战争后，出版有《从军行》、《泥淖集》、《淮上吟》、《呜咽的云烟》、《泥土的歌》等诗集和长诗《古树的花朵》。1945年出版有诗集《生命的秋天》、《民主的海洋》。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版有政治讽刺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1947年出版有小说集《挂红》、《拥抱》，散文集《磨不掉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有《臧克家诗选》、《一颗新星》、《春风集》、《欢呼集》、《毛泽东诗词鉴赏》、《李大钊》、《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杂花集》、《学诗断想》、《诗与生活》，《毛主席诗词讲解》（与周振甫合写），《今昔吟》、《怀人集》，《臧克家选集》（六卷）等。2004年2月5日晚8时35分，臧克家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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