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1964年生于河北保定。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回忆起童年时候的阅读，李
最早读到的，就是《儿童文学》一类的杂志。当时的李敬泽还只五六岁呢，邻居家的大孩子下乡插队去了，他接收了人家一纸箱的杂志。其中，就有《儿童文学》。再稍大点，70年代初期，手中流传的就是一些文革前的名著译本了。这些名著译本，大都以地下的形式，“鬼鬼祟祟”地流传。它们大都还“来历不明”，甚至有一些是从废品回收站流出来的―――抄家抄的。小学期间，母亲在出版局工作，单位的资料室也有一些这样的书，但是都贴着封条，封得严严实实。母亲也爱看这些书，她与资料员关系很好，就偷偷地央求着借出来看，然后也是偷偷地带回家，或者是放在枕头下，或者是藏在抽屉里。可能至今她也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儿子也与她偷偷地分享了这些当时是被禁锢的精神果实。
回忆起这些儿时的阅读片段，连同阅读随之而来的莫可名状的激动、兴奋，李敬泽至今难忘。更何况，在当时，这种阅读多少还带着一点非法意味。“在一个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的年纪，却偏偏身处在那样一个贫瘠的时代。只有在阅读中，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无穷无尽的想像，对社会的无穷无尽的想像。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根本无法知道，还有那样的一种生活，还有那样的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还有那样的一种可能性。”而当时，同代人有不少人因为传阅、偷看这些今天看来相当平常、当时却是“文化禁果”的外国文学名著而遭到批评，甚至，获罪。
那时候，他接触过的就有《牛虻》、《高老头》、《葛朗台》等一批文革前的译本，还有“70年代惟一的一个作家”浩然的《艳阳天》，甚至还有《红楼梦》。“其实当时并不太懂。”但这种朦朦胧胧的阅读，依旧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新鲜和刺激，“就像身处在一个无比沉闷的小屋里，突然开了扇窗户，虽然看不清楚窗外的东西，却忍不住拼命地张望。”当时在大人之间互相流行的，还有一些灰皮书、蓝皮书和黄皮书。这些书大都是由政府批准，由人民出版社、还有三联出版，内部翻译，内部发行的。“还有不同系列，比如文学作品、政治作品等，只能在文化单位、党政机关限量发行。”当然，这些书只对部分阶层、部分幸运的能够看到它们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李敬泽来说，童年时候的阅读造就了他一生的基本习惯，比如说，阅读的习惯，比如说，独处的习惯。“包括这一代人，6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他们而言，阅读始终意味着生活的规定性以外的未知，意味着发现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意味着生活、语言、思想表达的另一种可能。”对阅读的膜拜，已经渗透到了他们这一代人的血液中。“当然，这种在文化无比贫瘠、精神产品无比匮乏的时代产生的对阅读的认知和领悟，肯定和现在这一代在物质和种种形态的文化中长大的人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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