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常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文学院副教授）
用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胡学常博士现有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多次的“转道”。1986年为求学，他自家乡湖北洪湖转道
约定碰头的时间已经过了10分钟，我们仍然没有互相找到对方，这说明，一是我们在电话里互相咬定的“就在会场入口大屏幕下”肯定不是同一地方，二是对于天津国际展览中心（订货会会场），他这个在天津学习生活19年的人并不比我这个外来者更熟悉。
后来我们终于在那个铺满红地毯的所在会合，并一起下行到会场。等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书架上发现了成排成列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图书时，我才猛可省悟，原来我们是误入了专为销售设立的1号展馆，于是急急忙绕到2号馆。就这样完成了胡博士生命中又一次小小的“转道”。
“很多学术书在天津都看不到。”他不无抱怨地强调说，基于此，他对首次在天津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图书订货会很感兴趣。但是对于有记者陪同，胡学常在最开始的时间里看上去有些不太适应，无论翻看还是评论总显得有点煞有介事―――要知道治史之人当惯了观察者的角色，突然被切换自不习惯。
在天津展区，他介绍说，天津人民出版社编书有一个重要的特征―――特别关注中国当代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近几年来出版了一批思想性强、学术观点扎实的时政图书，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作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等。《寡头统治铁律》是《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的新品种，这部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经典著作，在现代政治社会学领域很有影响。
胡学常说，由于目前致力于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进程的研究，所以特别希望能够看到这方面第一手的史料，像一些个人日记、回忆录、档案材料的汇编等，这样的题裁以前出过一些，比如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百年人生》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系列以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30年》等，但是总体上规模不大，依然显得单薄，尤其是上世纪50、60、70年代的第一手史料就更少。正因如此，他对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文艺风云书系》一期4种（《在文坛边缘上》、《周扬论》、《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大感兴趣，边翻看边忍不住同一旁的出版社工作人员讨论。
这套丛书以五四以来文学艺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思潮、流派、社团、期刊等为研究对象，采取研究专著、传记、回忆录、访谈录等不同形式予以呈现。
还有一本书，也引得胡学常驻足良久，那就是中央党史出版社的《我的谍报生涯》，胡学常拿着书不迭声地说：“熊向晖（传主）这个人厉害啊，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甚至做到了胡宗南的副官，顺利地获得包括1947年进攻延安这样重要的情报。”“这样的书好啊，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这应该是再版吧？还要买来看一看。”
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也早在他的“惦记”之列，以致浏览途中屡次发问：“人大社在哪里？怎么没看到人大社？”自20世纪30年代直到目前，毛泽东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60多年来，数十个国家的近百家机构共发表论著1600多部、论文逾万篇。在这些著述中，有的虽已出版半个世纪，但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的开创意义，是该学术研究领域的标志性起点；有的则从不同学科的知识脉络中发掘出了人们鲜为关注的独特视角。总之，尽管在“问题意识”的角度上与中国学术系统不尽相同，却能带来更多的异乡信息，《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即选自其中。第一批8种中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魏斐德著）日前业已出版。“我转为关注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进程的研究，是想站在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基点上，从思想史的角度去重新梳理那段历史进程，去考量那套革命话语体系究竟是怎么形成、如何演化的―――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革命，我把它称之为革命思想史。我想这可能与单纯的研究近百年革命史的视角不一样。”
另有几本近代纪史图书，胡学常评价也相当高，像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 斯当东著，叶笃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倪瑞英等译），尤其是涉关著名的“礼仪之争”的前者，胡谈起来如数家珍：“马戛尔尼使团副官斯当东的这部访华见闻录，1979年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商务和三联此前也分别出版过中译本。这一主题的著作以前还有两种，也写得相当不错。一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何伟亚写的《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是三联书店版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由于三联、商务两大学术重镇都归入中国出版集团集体参展，我们又一次从3楼“转道”回来才找到，胡学常有些羡慕地说：“看书还是要看在京出版社的，那么多的学术、人才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大社、名社因此形成和壮大，进而又对全国的资源形成了侵略和垄断―――大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名社出啊。”他拿起三联版茅海建著《戊戌变法史事考》，止不住大声夸奖起来：“不得了不得了！人家这种做学问的精神不得了！”他随手翻着样书，指着几乎遍布每一页的引注，口中“啧啧”有声：“就是要这样做学问！要靠材料说话！你看你看，都是第一手的档案材料，真是不得了！”“当年一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几乎推翻了学术界对鸦片战争的一切认识体系，多么扎实的史料功夫、朴学功夫啊……”看得出胡学常对茅海建如此激赏，其实是对其方法论的认同。“有鉴于自己以往做学问的经历和看法，我从文学转入史学。我觉得中国自古即是一‘文人国’，细思起来，‘文学气’乃是文人士大夫一种弥漫开来且深入骨髓的观物方式或思维模式，在此模式或观念的主导下，士大夫习惯于以文学化的方式发现问题、看待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在这种情状下做事，他们的行事风格也就不外乎‘大’与‘空’。放眼当下的人文研究会发现，仍旧有不少‘文学人’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挥洒激情和才气。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没有任何历史感，也不屑于眼睛向下，细心考察当下现实。我要训练自己掌握‘史家’的功夫，运用‘史家’的眼光考量学术，做实实在在的学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