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忆蜀葵》（长江文艺出版社）尽管是张炜近几年下力最重的一部小说，但在当下的文化潮流中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它遭遇到的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曹雪芹）的时代趣味，在这种浮泛的精神软红尘里，一种禀赋着思想质料的小说往往显得执著而寂寞，透着一种苍凉的英雄气。―――不合
《能不忆蜀葵》讲的故事既平常又令人惊奇：桤明和淳于阳立从少年时代就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这种情谊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艺术信仰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质―――桤明淳厚而忧伤，身上蕴含着艺术的深层理知；淳于激越而谵妄，自我感觉过于尖锐，有着艺术家固有的反叛冲动和神经质。这种友谊贯穿在整个文本中，也穿过了不同的时代季候。但这种友谊并不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生命相契，它免不了要在不同的时代季候里发生变化。在炽热季候里，小心谨慎的桤明遇上淳于并迸发出友谊的光亮显得相当偶然，因为在那样的年代，为艺术而抱持着在世孤独的心灵本来就很少，何况命运还让他们撞在了一起。就像时下里人们常说的“因为孤独，我们结合在了一起”：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样的情景：黄昏时分走出校门，刚离开别人的视线，他就按紧书包跑到林子里，站在一条偏僻的小路旁。……也就是这个春天，淳于阳立出现了。……他从未遇到这样的人：豪情万丈，神采飞扬，像是带着神秘的使命从上界下凡，打捞另一个沦落尘世的异人来了。因为过于偶然，这种感情在两个人的心中都异常的珍贵。心灵相撞后的相合，这种偶然比任何牵强的必然关系要坚实得多。因为它发生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桤明还“回想起来，即便是最危厄的时刻，桤明首先想到的还是怎样援助淳于阳立”。淳于则对他的一帮子信众立了一个规矩：“不准骂师叔。”炽热的季候抹平了日常生活的亲情、朋友的友谊以及各种正常人最基本的伦理生活，父子、夫妻关系断绝，亲人相互揭发、朋友相残的事司空见惯，但没有影响到桤明和淳于这种友谊。他们“隐隐加强了一个约定：他们会永远相知和信赖，携手共赴一个未来。未来是什么？是两个大艺术家的登峰造极。”这种基于艺术信仰的友谊真的是坚不可摧吗？
但是现代以后的社会却让这种友谊马上就出了问题。首先是桤明得了洋奖，被淳于骂成“徒有虚名的骗子”。接着是淳于“第三次从大展预选中被淘汰”。后古典的艺术法则被现代商品消费法则肢解后，一种穷途末路的荒凉感悄然地渗入到两个人的情谊中，加之淳于个人的灵魂狂躁，终于演变成他们若即若离的关系。即使那种友谊上的精神怀乡时刻激动着他们，但被新的时代季候之风吹倒的两个朋友已经没有能力还原过去的友谊了。所以桤明在思念中从头追溯：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一对挚友的背离，致于这么多怨恨和中伤时，总结出“商品法则伤害了他们二十年的友谊”。
商品社会令艺术信仰的坚实和生存法则的个性化成了悖论性的宿命。它终于以一种不可抵挡的气势摧毁了这种友谊。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何为？桤明能做的，似乎只能是徒劳地“孤伶伶站在林荒小路上，等待一个陌生的挚友”。
但是友谊显然不是张炜唯一的叙事思想。我们惊奇地发现，淳于和桤明都对这个社会共同采取了行动―――突围和抗争。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跪着。此时的桤明面临着诸多麻烦：被恶徒勒索、妻子被人骚扰、购房遭遇陷阱……处处都是罪恶的铜臭陷阱，但最后他发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只有两个字：“忍”和“逃”。而淳于则在一次被居高临下的“消费款待”后，开始了“伟大”的商业活动。这种看似与商品社会合谋的行为其实更像是一种蓄意报复―――他以一种纯粹的狂飙突进的艺术化方式进行商业开发，最后落得个债务缠身，麻烦不断。这场艺术家置身于商业社会的博弈最终显示出它不合时宜的幼稚风格。艺术精神的商业参与不过是时代轻蔑认可的廉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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