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女儿，在如花似玉的季节，远离了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很不舍。我们多么希望亭亭玉立、雀跃可人的女儿永远温婉地挽着父母的胳膊，伴行身旁。然而，这似乎只能成为奢望了。孩子长大了，要远走高飞，留下的只是父母不尽的思念和望眼欲穿的等待与期盼。女儿生性活泼开朗，O型血。据说，此种血型大多性格外向。记得女儿5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还住在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大楼里。商务地处王府井大街，每天游人不绝，每当看到那些棕褐肤色或金发碧眼高鼻子的外国人在大街上来来往往，她总是先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着他们，然后便初生牛犊不怕虎似地鼓足勇气冲着老外喊“Hello！Hello！”。当外国客人回头友好地向她招手走近，并“very nice！very nice！”地夸赞她时，小女却叶公好龙似地被这种意想不到的局面吓得落荒而逃。事后我问她，为什么要逃，她说：“除了Hello，我什么也不会了”。外宾说的very nice是什么意思，她也不知道。从此以后，女儿见到外国人，再也不主动喊Hello了。也许是孩提时代的一次涉外交流活动受阻的“滑铁卢”性质，致使女儿在小学期间就对英语学习情有独钟。后来，中学又考上了一所为多少家长和考生梦寐以求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应该说，女儿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六年学习生活，奠定了她后来作为北京大学学生去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和赴美生活的基础，决定着她未来发展的方向。在我的印象中，女儿的外语学习是很出色的，在他们中学也堪称佼佼者。进入初三，她的口语能力就开始展露优势。一个国庆之夜，我带着女儿上天安门广场观赏烟花夜景。在回来的路上，一个老外正在为坐三轮车与车夫讨价还价，大概是因为语言障碍，那个老外似有放弃的意思。这一幕情景正巧让女儿看到了。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她载欣载奔地跑上前去为车夫和老外当翻译。在经过了大约三四分钟的交涉后，车夫同意从天安门广场到三里屯使馆区只收三十元人民币。而据那位老外讲，车夫原先的要价是六十元。这次路见需要，挺身而出的经历，使女儿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女儿外语学得好，除了有出色的外教，主观努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天晚上十点半，她都会准时戴上耳机收听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专题广播，雷打不动。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时，女儿在地坛公园的书市上看到了克林顿演讲的光盘，一定要买，说是带回家去听。高二学年，女儿和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学校赴澳大利亚友好学校交流访问。访问期间，女儿吃住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男主人是香港人，女主人是英格兰人，他们有两个女孩。女儿与这姊妹俩相处得很好。她们白天一同去学校上课和玩耍，晚上有时出席学校为他们举办的Party。承蒙主人厚意，女儿偶尔会即兴弹奏一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或中国的《梁祝》。至今，女儿仍和这个家庭保持着友谊和往来。
女儿天生颖悟，而且富具理性的判断和抉择能力。她原先考取的是北大，跟父亲一样学哲学。而当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成为可能时，经过反复的权衡，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之所以会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可以改变专业（香港中大是工商管理专业）；二是后者有英文授课。他们这些孩子是香港从内地的北大、清华和复旦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几乎清一色地享受全额奖学金，香港政府也十分重视。在开学典礼上，女儿作为北大学生的代表即席发言。事后，我从香港明报等媒体上看到了这样的报道：来自北京大学的程秧秧同学，用一口流利的、令人赞叹的英语回答了校长和记者们的提问。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一年后，她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无悔的选择》，讲述了自己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之地的切身感受，刊发在国内一家著名读书报的“我的大学”副刊上。看了女儿这篇文章，我改变了对她作文水平的固有看法。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是：女儿长大了。
香港中文大学是一所在亚太地区享有盛名、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国际化大学。那里云集了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和交换生。这些由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组合在一起的留学生群体，给置身其中的每一个学生提供了见多识广、了解世界的环境和条件。在香港中大就读四年，女儿曾与美国、日本、德国及香港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交换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种交流确实对开阔青年学生的视野大有裨益。这一点，我们从香港有线电视台“细味人生”栏目为她跟踪拍摄的12分钟个人专访中可以略窥一斑。见得人多了，才真正感到这世界真可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更有好汉在前头”。这种大境界、大视野让女儿顿悟了井底之蛙的悲哀和渺小。因此，在港就读的那几年，她总是积极主动地与具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语言、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因为，她想知道，在这个大千世界上，别人是怎么想的，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对待这个世界的。寻找差异的过程对女儿来说就是一个兴奋和激动的过程，而发现他人身上闪光点的过程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在与香港本土同学的合作过程中，女儿时时感受到他们创造性思维的活跃和张力，从而也经常为自己某些平庸肤浅的思想而感到惭愧。于是乎，从小不甘平庸和默默无闻的她，便绞尽脑汁，抛出一个“异端新说”，企图一鸣惊人。当同学们听到她的“新思想、新见解”，并对她说“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时，女儿兴奋不已。她曾跟我坦言：她喜欢那种在相形见绌情形下不自暴自弃、自我超越后获得成功的快感。女儿在香港求学期间结交了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中外朋友。这些朋友中有两位给她留下深刻印象：Sam&Kevin。这二位都饱读诗书，谈起话来旁征博引。尤其是Kevin，一个生长在加拿大的华裔男孩，谈起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其知晓程度绝对不亚于国内普通大学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对中国的国计民生和政治的历史与现状见地颇深。Kevin还很多才多艺，有一次，当女儿弹奏了一首她自认为水准较高的钢琴曲后，Kevin从容不迫地弹奏了肖邦的《即兴幻想曲》，令女儿“大跌眼镜”，深切感受到什么叫“相形见绌”。于是乎，她暗暗发誓：此种班门弄斧的把戏一生决不能上演第二次，并决心借暑期回家之际，再度去中国音乐学院拜师学艺，奋发练琴，以期有朝一日，洗雪“耻辱”。
女儿尽管颇具悟性，但她毕竟同其他普通孩子的成长轨迹一样，要走一条曲折、漫长、艰辛而又复杂的路。当她振翅离巢远飞后，等待着她的就不再是父母的呵护，而是复杂艰险的风雨里程：人生的磨难和历炼才刚刚开始，其中当然也包括怎样处世和做人，怎样认识自己和他人。
如今，女儿已经去了美国，这其中没有多少父母的意志。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也许就是对他们这一代年轻人选择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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