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打交道

2005-06-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我小时候因家庭贫困，父母从不给我买书。由于三哥的倡议，我与他在家办了一个家庭图书馆，在小学同学中或里弄里小朋友的家中凑集了几百本书，由我登记书的目录和借书手续，这样一来，我小学时即读了《水浒传》《封神榜》《三国演义》等几部名著。小学毕业后升入初中，家庭图书馆即解散，把书还给本人。在中学时，由于进步同学的推荐，我在上海本市蚂蚁图书馆弄到一张借书证，借了许多苏联小说及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我的初中级任课老师张允和，知道我爱看书，就出钱给我订了两本杂志，一本是《文学》，另一本是《读书生活》，让我得到许多裨益，我很感激这位女教师。“一・二九”学生运动，从北京到上海各地风起云涌，我也被卷入这一浪潮中。我把父母给我吃粽子糖的零用钱节省下来，在街头买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如饥似渴每期必读，后来杂志改名为《永生》杂志，我也每期照买不误。我从这两本杂志中懂得了许多抗日救亡的道理，更加激发起自己抗日救亡的热情。阅读进步书刊对我后来参加革命有很大帮助。

在抗大学习期间，我读了许多毛主席的著作，及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籍，对奠定革命人生观及增强党性有很大帮助，深深懂得了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学会了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我从“五七干校”调到外交部工作，这是一个新的岗位，应当从头学起。当时外交部图书馆每来一批新书，我都照买不误，花了不少钱，并不感到心痛，认为这些书是业务需要的参考书。可是我后来调离外交部并离休以后，看到家中书架上陈列着许多外交方面的书，大约有几百本，其中不少珍贵书籍在市场上已买不到，就义无反顾主动捐赠给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我认为存放在那里比闲置在家中更有用。另外，由于我在欧美同学会当了15年顾问的原因，也捐赠了一批图书给他们的图书室。同时我也向我的忘年交送了不少书，鼓励他们读些好书。

最近，全党正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在医院及社区卫生站治病期间，接触了不少护士，她们都是共青团员，有入党愿望，我就趁机和她们谈起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并把被国内人民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同志所著《把一切献给党》借给她们看，她们看后都表示有收获，有的还打算写读后感。这就使我想起了毛主席对“抗大”毕业生所讲的出去以后要当三个角色：“一是学生，二是教员，三是指挥官。”讲到当教员时指出，哪怕你的学生只有一个人，你也应该教他或她如何求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