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诗人如何进入读者的阅读，并在读者那里形成个人文学经验的一部分，这的确是一个奇妙的问题。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是应该存在着一条极为个人化的通道的，不过对于作品已有的定论，却非常容易阻断一部作品作用于某一读者的神秘路径。由于那些广为人知的作家或诗人的作品先入为主地占据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便很有可能在
笔者很多年前就读过普希金的作品，除了“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这一界定和他某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在脑海中留下浅浅的印象外，并无太多收获。普希金的作品在“五四”运动时就有译本，各种版本的翻译作品大约已有百十余种。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普希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众多的外国作家和诗人。阅读各种有关普希金的研究著作，知道他作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也是照耀和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太阳”。但很不幸的是，这颗“太阳”在相当长时期内，对于笔者而言，仅仅是一个修辞，并没有更多具体的内容。
我从不怀疑普希金的伟大，奇怪的是，我能够顺利地接受诸如勃洛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人的诗歌，但却无法进入普希金的世界，对此我深感沮丧，也曾经一度怀疑过自身的理解力，当然对某些译文的可靠性和选取诗篇的非艺术立场也曾表示过怀疑。
前些年，我在汪剑钊先生处偶尔读到了一些由他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歌，大为震撼。这些诗歌不同于以往我读到过的普希金诗歌，既没有所谓的“通晓流畅”，也没有所谓“浪漫激情”的陈词滥调。这些诗歌充满了极为独特的个性，词语表达的陌生化所制造的阅读障碍提升着读者的理解力，增强了作品本身的神秘感，尤其那些不符合中文日常口语习惯的诗句，在文本中呈现出极大的张力和想象空间，充满了语言的诱惑和对读者联想能力的刺激。
可以说，这些译诗一下子打通了我从诗歌技艺的角度理解普希金诗歌的隐秘通道，也极大地满足了我对于这位享有盛名的天才诗人的阅读期待。从一部作品最终的完成来说，这是汪剑钊先生的普希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一个人的普希金。在这些诗歌里，人们能够寻找到帕斯捷尔纳克、曼杰什坦姆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源头：“大海上有翼的美男子 ”（《致海船》）、“一切都交付给轻蔑/仿佛谷底的尘粒交付给大风”（《你肩负着什么使命》）以及“别了，自由的元素！”（《致大海》）。凡此种种，奇异的表达、直接的力量、举重若轻的诗歌技艺，无不昭示着一个源头性诗人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在以往的很多选集中，译者大多会选取普希金所谓具有“积极的、革命的、反抗沙皇统治的”作品，而对于另外一些反映了更为复杂人性、有着独特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此，许多中国读者对普希金诗歌艺术的认识停留在程式化、概念化层面上就不足为奇了。
汪氏的译本从作品艺术性入手，大量选译了普希金诗歌创作中最瑰丽动人的爱情诗，并且不囿于各种批评观念，着眼于诗学审美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选译了不少技艺精湛、形式独特、能够洞察人性之复杂、感受存在之丰富的诗篇。很明显，这部诗集还原了一个真正的普希金，一个脱离了各种标签的普希金。据译者说，他选译诗歌的标准是诗歌本身的艺术性而非其他。这些诗篇虽然摒弃了“现实政治介入”的标准，但这并不是说普希金身处象牙塔中。译者特意强调了他“在履行自己的审美使命的同时，时刻不忘一个公民的道德使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对俄罗斯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道德使命”有着比政治介入更为广阔深厚的俄罗斯文化背景―――或者说是人类的生存背景。译者选译的标准，跳出了窠臼，给予了读者一个全面了解普希金创作的阅读视角。
在这部译诗集中，普希金有一首题为《复活》的诗篇，不啻是对他的诗歌在现当代中国传播境遇的绝佳预言。那些为偏见和误解涂上了“不成章法的劣作”的美好诗篇，在时间流逝的许多年后逐渐显露出“互不相容的颜色”―――“在我们面前，天才的创造/再度呈现往日的美丽”。这首诗的最后一行，恰恰是对于我们面前这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普希金译诗集的最真实的写照：
“在这幅作品中，仿佛幻境似的复现了最初纯洁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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