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怎样呢？理论实体如电子存在吗？科学理论是对独立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的真理性描述吗？科学实在论者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对此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各种形式的反实在论都从根本意义上，对此持否定态度。由此形成了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长期和广泛的争论。
郭贵春教授的新著《科学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实在论者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推进并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呢？作者认为，科学实在论走出上述困境有三条可能出路：一是超越现实，走向可能。也就是承认微观客体与宏观客体之间的本质区别，深刻理解微观实体的潜存性，即微观客体在各种仪器作用下的形态和性质的可变性，而不是宏观客体那样的永恒不变性；二是超越分割，走向整体。也就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就是认识者的有目的的建构活动，从而使自在实在向理论实在转化，自在实在的存在是基础，理论实在的存在是人类建构活动的结果；三是超越实体，走向语境。也就是超越对理论实体的现存性的简单追求，走向关系与属性语境的可能状态的认识论空间，来理解理论实体的本体性问题的可能性，说明理论实体对主体在定义现象方面的主动作用进行的突现。（见23-26页）
分析并综合上述三种可能出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走向“科学实在论的语境重建”。（见39-68页）这种语境重建应该如何进行呢？本书以哲学理性在20世纪的三大转向“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为基点和中枢，来展示科学实在论思潮演化的“科学语言学转向”、“科学解释学转向”、“科学修辞学转向”的历史进程、趋势定向以及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由此给出科学实在论的新的方法论辩护。
我们知道，逻辑语言是科学语言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对此进行语形分析非常重要，能够发现科学认识中的逻辑关系，揭示科学论述的逻辑形式。但是，在有关“科学语言学转向”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仅有这点还不够，因为科学语言既反映形式体系内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反映符号与指示对象、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科学理论的建构并不完全是逻辑形式的，科学所谈论的对象是需要辩护的，科学语言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如此，科学语言学的研究还应该由语形学转向语义学―――揭示语言与实在之间在关系，再转向语用学―――揭示科学符号、符号使用者（认识者）和符号的指涉物（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科学语言学转向”。
如果从语形学的角度来分析科学符号，那么它与理论实体的存在与否无关，也与科学理论认识的真理性无关，而只涉及到逻辑真理；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考察科学理论，则它涉及理论实体的实在性问题，也涉及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但是，这种实在性和真理性与人无关，是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如果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考察科学理论，则科学理论实体的实在性就与人的建构活动有关，是一个动态的实在性，而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性，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就不单纯是科学理论的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符合关系，而是一个有着人类参与的、与人有着紧密关联的真理性，真理与真理的创建者以及建立者紧密相关。（见199-212页，215-219页）
至于“科学解释学转向”，作者认为，传统的科学解释模式有D-N模型（演绎 定律模型）、D-S模型（演绎 统计模型）、I-S模型（归纳 统计模型）。这三种模型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完全一样，都把科学解释当作一种客观而不依赖于解释实际被给予的特定情景的东西，把科学解释处理为一种与主体的理解无关的外在的逻辑关系，处理为本质上由定律所支配的语形学和语义学层面的关系。
但是，提出和接受科学解释的主体是人，解释必然要涉及人们的愿望，并与满足愿望的相关因素处于不同的关联方式，所以，不考虑语言使用者的语形学和语义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不具现实性。（见47-63页，212-215页）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隐变量理论形式体系逐步语境化的过程之中。（见69-111页）
除此之外，本书还详细论述了“科学修辞学转向”的主要内容。传统观点认为，自然科学由于其本质上的理性、逻辑性、证实性和客观性，根本没有修辞分析和实践的空间，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观点是错误的，科学认识是需要修辞学的，修辞学的方法广泛地应用于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具体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从科学认识的本质看，科学知识是由人类创造发明的而不是由人类发现的，如此就一定需要科学修辞学，来对所有科学论述的历史偶然性和境遇变异性的实质加以分析。
第二，从科学理论的确证的本质看，既是经验的，也是逻辑的，而且也是主体间性的；从科学理论的确证过程看，既是发现和解释的，也是归纳的演绎的，还是激发和唤起的；从确证的途径看，既是观察的，也是三段论的，还是劝导的；从确证的方法论上看，既是符合论的，也是衍推论的，还是交往论的。这整个过程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科学修辞学科学确证过程中的应用。
第三，从科学理论的表述看，是由很多的科学符号表示的，对科学符号的结构、运算、结果的分析是科学论述的重要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是需要修辞学的应用的：一是要选择恰当的符号；二是要对符号所内含的信息进行表述、传递和共享；三是要在这样的过程中，对科学符号进行建构和调整。
第四，从科学文本的构造和科学发明的表述中，需要用到科学修辞学。在科学推理的意义上，通过修辞，可以发明或选择新的命题，选择已有的命题，发明新的假说命题；在科学解释的意义上，通过科学修辞，可以克服和消除科学文本不一致的表述，避免科学解释的失误，通过其显著的预测和丰富的创造性，通过对事件的再概念化、对措施的再具体化，为科学解释提供进一步修正和调整的空间；在科学争论的意义上，科学修辞学就是要把修辞对象的外在关联暂时悬置起来，使用一种公共的或者是可以相互通约的语言进行重新发明、组织和解释，从而避免那些无益的争论和问题。（见144-174页）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科学知识本身就是修辞建构的产物，科学彻头彻尾是修辞性的。（见195-198页）
总之，本书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一本从科学语言与文本的角度来分析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的专著，阅读此书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科学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对于科学实在论的意义以及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
（《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辩护》，郭贵春著，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3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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