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道衡 刘跃进著
中华书局2005年3月出版
顾颉刚说：“治史学的人所凭藉
先秦两汉古书因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讹误、增改甚至伪造。在利用先秦两汉史料从事文学研究时，不免让人小心谨慎，生怕对所用认识不够而涉笔成误。《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以下简称《史料学》）将史料的辨伪作为第一要务，对传世先秦两汉古籍，都辨析了其作者、篇名、著作年代。古代目录所记载与现今流传的是否同一本书，书的篇目、篇数是否有变化，是否有后人伪窜的痕迹，都一一分析指明。可贵的是，作者从实际情况出发，承认史料中有些篇章是后人追加，但并不就此推断此书便伪，防止了古书辨伪中曾经出现的主观片面的思维方法，避免让古籍疑雾重重，难于利用。张之洞谓：“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说它对，是因为古书大多存在真伪和考辨问题，说它错，是说他利用古书出错。不能因为伪，而一概否定古书。个别篇章的伪，能不能认定是伪书？是伪书，是否就没有了利用价值？《史料学》作者给出了否定然而是正确的回答。它厘清了披于《周官》一书身上不应有的误解，取其与地下文物相合，证明《周官》并非如今文学家所说，是一本伪书，不名一钱。就像不能因《金?》的荒诞否定整个《尚书》一样，不能因《逸周书》某些荒诞的篇章如《酆谋》、《世俘》否定整个《逸周书》。换个角度讲，正因为荒诞，才可信任―――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反映了上古以及春秋时期人们的真实信仰。即便是伪书，仍有它的史料学价值。如《孔丛子》，虽有一部分可能为王肃伪造，但是其他部分是他辑录当时的文献古籍而成；即便不能据以考证孔子的思想，但是能考证王肃的思想。如此等等的考辨，在《史料学》书中所在皆是，它旨在帮助读者有效地利用古代史料做行之有效的研究。
古书的著作年代，是史料研究的重点。学界对先秦子书的产生年代向来不很确定，一般的描述止于一个大致范围，因为诸子之时，私家著述并未兴起，诸子书一般经历了门人记录以及后人追记，要确定具体年代很难。《史料学》并未回避这一难题，作者通常的作法是在先秦子籍的相互关系中将古书的成书年代作了界定。例如，《墨子》先于《庄子》，庄子活动时期“可能在孟子以后，荀子以前”，除《庄子・天下》个别篇章外，《孟子》先于《庄子》成书，《老子》在所有子书之前。又，《管子》中《牧民》等论文形式的篇章，“不会早于战国初年”，产生年代“可能在战国中期左右，至少在孟子以前不久”。《管子》一书本杂有汉人著作，这是学术界的公识，这虽然给整书年代断定带来困难，但并不妨碍作者给具体的篇目划定时间，出语谨慎，而又言之有据。不独对待子书为然，史书也是这样。提及《逸周书》，作者不赞同从文体上区分成书年代的观点，但就其文体，提出了客观参照物，将其与《左传》、《国语》和《尚书》某些具体篇章如《费誓》、《文侯之命》及《泰誓》联系起来，肯定它与这些著作同时，是先秦著作，并解释它与其他史著文体存在差异的原因。联系客观参照物谈古籍的特异性，实际也就是一种著作时代的归属。这样，在相互关系中确定了古籍的产生年代，给人以明晰具体的概念，提供了文学发展的真实空间，呈现出文学、学术发展的阶段性。
辨伪不仅仅需要材料的累积，更需要学识和魄力。《左传》自唐赵匡以来，历来备受人怀疑。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认为《左传》名《左氏春秋》，本属史书，并不传《春秋》；其名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并非是春秋之传。作者引用《魏书》称引《左传》“服虔注”为“服氏春秋”，称引“杜预注”为“杜氏春秋”，证明《左传》亦名《左氏春秋》，自然是《春秋》之注。那些视《左传》为刘歆伪作的人抬出“汉为尧后”的例子，说刘歆为王莽篡位粉饰，作者以文献记载“某姓出于某氏”的通例证明《左传》的“汉为尧后”没有为王莽篡汉张本的意思，《左传》不为刘歆伪造。这种辨伪没有过多地列举史实，只从古书的写作通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举重若轻，读后有涣然冰释的感觉。
《史料学》为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者提供了高质量的“书目提要”，它是初学者必备的工具书，也是专业研究人员深入研究的一个平台。当然，由于结撰出版略显仓促，格式体例或有改进的余地，近年研究成果可能有所疏忽（如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对于《穆天子传》成书年代的考订似乎应当提及等）；校订方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与全书的成就相比，说它白璧微瑕，殆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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