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印度德里大学授予冯友兰“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图为印度总统兼德里大学校长普拉沙德向冯友兰颁发证书。
1949年8月，冯友兰致函清华校务委员会，以“能力不胜”为
9月25日，华北高教委员会批准了冯友兰的三项辞职请求，只担任哲学系教授。此时的他，顿时有“无官一身轻”的感觉。但是校委会转达的华北高教委的有关指示，又令他如堕深谷：“冯友兰、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
身处大时代变革中的冯友兰有些无所适从了。10月5日，他致信毛泽东，表示：过去自己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信发出去不久，即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原文如下：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已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次年1月，冯友兰带着对“总已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困惑，为争取和上新社会的节拍，偕夫人到北京郊区参加土改。
1951年6月，新中国决定派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中国政府对此次出访相当重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对于代表团成员的筛选更是甚之又甚。团内人才荟萃，都是各学科的精英人物。团长为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物理学家、戏剧家丁西林，副团长为李一氓，团员除冯友兰以外还有陈翰笙、郑振铎、刘白羽、钱伟长、吴作人、季羡林、常书鸿、狄超白、张骏祥、丁昌、倪裴君、周小燕等。9月20日下午6时许，代表团乘火车离京，取道广州、香港、新加坡，在缅甸驻留5天后，于10月28日到达印度。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国代表团受到了隆重欢迎和热情款待。由于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冯友兰和丁西林、李一氓、季羡林等人专门被安排到总统府下榻。应印度方面的邀请，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德里大学、回教大学、阿里加大学，参观了印度古代宫殿建筑，出席分别由印度总统普拉沙德、总理尼赫鲁、教育部长阿萨德、外交秘书梅农及印中友协举办的宴会、招待会和欢迎会。
鉴于冯友兰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印度最高学府德里大学准备授予冯友兰先生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为此，代表团特地通过中国驻印使馆向外交部作了请示。德里大学校长、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亲临学位授予仪式，并以校长的身份为冯友兰颁发了学位证书。在讲话中，普拉沙德高度评价了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创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贡献，其中专门提到了冯氏所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在致答谢词时冯友兰指出：为了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处境，中国走的是武装革命道路，印度走的是和平过渡道路，究竟哪条路比较优越，还是要通过中印两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来作出裁决。
在德里大学，冯友兰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训导主任、好友查良钊邂逅重逢。查在1949年出访印度后适逢中国新旧政权更迭，他选择了台湾。两位老朋友异国重逢，冯友兰囿于代表团的纪律，不仅没有打招呼，而且立即回避。查良钊后来回忆到，他当时生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还曾提前写了个便条说：
芝生兄：
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的同事们代我致意。云云
可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几乎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匆匆忙忙离开会场，让当时在场的所有客人都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召集会议的人也大惑不解地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
他乡遇故知，是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一大幸事。冯友兰一生不记日记（只有1929年上半年和1966年下半年几个月例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对此事也没有任何记载。冯氏当时的心情已无法考证了。按照常理推断，他的内心深处一定会因为与老朋友失之交臂而产生出些许的涟漪。
12月2日，代表团到达加尔各答。冯友兰做了一次题为“新中国的哲学”的演讲。他在讲演中指出：“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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