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的人文学科近期接连走了两位重量级的学者，一位是历史系的王玉哲先生，一位是哲学系的刘文英先生。两位先生的离去，不仅是南开的大损失，而且也是中国学界的大损失。南开内外都有许多人悲痛着，许多的悼念文章除了痛心学术的损失，更痛惜走了两位真正的好人。
这两位先生众多的“好”中，有一条尤其让
这是我们说滥了的四个字：道德文章。按古时候的意思，不外是说，道德与文章一体共生，道德即是文章。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四字口头禅在使用过程中改变了味道。首先是“道德”流失了它深刻的意义，愈益狭隘化，成了一个完全的伦理概念。实际上，在儒家的讲法里，“道德”有伦理的含义，却又不尽在其伦理的意义。众所周知，韩愈曾给“仁义道德”下过这样的定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个意义上的“道德”，既是一种儒家伦理上的修炼工夫，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工夫之上的自圆自足的生命境界。“道德文章”的变味，其次表现在“道德”与“文章”一分为二，一体的东西活生生分裂成了两橛。“道德”如何如何，“文章”又如何如何，合起来就是“道德文章皆为楷模”，这是对人“盖棺论定”时一贯的表达方式。
若将“道德文章”放进儒家“体用一如”的讲法里，则“道德”是“本体”，而“文章”是“道德本体”的显现，是为“用”。韩愈曾表扬好学的后生李翊说：“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文”乃“道德”之外化，韩愈的这个讲法，自然坚守了儒门一以贯之的传统。《论语》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朱子注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朱老夫子的讲法，也不过是儒门的老生常谈。还是韩愈，他把这个老生常谈业已说得很滥很滥了，像“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像“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像“闳其中而肆其外”，等等，这些不外是说，作文即是做人，文乃是一个人人格精神的自然外化，是个什么境界的人，就作成什么境界的文，丝毫不可勉强，也丝毫不能侥幸。“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欲作“革命文”，先做“革命人”。看来，鲁迅也是信奉儒门这个老道理的。
把“道德文章”连起来讲，应该说是中国的一种好传统。可也有将文章禄利化的别一种传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科举大开，“学而优则仕”，文章成了进身的“敲门砖”，而士人一旦成功地敲开了帝王家的大门，很自然就干起了下列勾当：忙时帮忙，闲时帮闲，不忙不闲时就扯淡。这样子搞下来，那文章想不堕落也难。所幸儒门中人毕竟有“反求诸己”的传统，多多少少会些存养扩充的修身工夫，这样子下来，那文章也就不算是完全的堕落。尤其是在业余状态，他们的文章更多地在本心上作，在自己的生命上作，放得下，也能放得开。每当这个时候，人的境界出来了，文的境界也出来了。所以，士大夫的文章，也就是他们业余时玩儿的文章，方可一看。
现今，作文章或做学问的环境、方式和方法，较之昔日不啻天翻地覆。我们早已是鸟枪换炮，机械复制加数目字管理，再加职业化作者或学问人，单这几项就已经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了。但也有共通之处，作文章或做学问的不自在，作者或学问人的不爽，则古今一也。总之是文章或学问总要为外物所役使，为这为那，烦得要死。比如，学问总是要为吃饭问题所役使，这个问题估计孔老夫子的时候就业已相当严重了，不然老人家不会苦口婆心劝戒说：谋道不谋食，谋道不谋食。多少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反而更为严重了，以致龚定庵嘲讽说：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个问题，现今是否比龚定庵之时更为严重呢？不敢说。但可以肯定，比学问看起来更美的东西，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春上去了一回山东大学，是去参加一个学术座谈会。王学典先生主持的文史哲研究院联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学术丛书。丛书共六种，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专刊”之第一辑的名目面世。果然是孔孟之乡古风犹存，这几种书，单看书名，像《目录版本校勘学论辑》、《李焘学行诗文辑考》，像《秦制研究》、《杜诗释地》，像《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关中方言古词论稿》，就让人感觉不同凡响。至少，现今越来越多的学问人，不敢也不屑如此这般来命名自己的大作了。见了书，又见其作者，又听其发言，感受最深的就是简单的两个字：朴素。这又是一小群专门生活在自己学问里的人，外面的浮华世相仿佛就是不存在。在场的许多人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朴素的想法：山东毕竟是山东，山东大学毕竟是山东大学啊。
管你天下有贼还是无贼，反正傻根认定了无贼，于是天下也就果然无贼。傻根是有道行的人，快乐的人，当然，归根结蒂是有福的人。我们不禁要问：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抵达学问？不好说。但向傻根同志学习，则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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