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的困境
■杨光祖
最近，关于乡土叙事与都市叙事的话题比较热，大家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乡土叙事非常发达，而都市叙事还较脆弱。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中国的都市叙事滞后是有目共睹的，但乡土叙
我们目前的乡土小说写作在形而下方面应该说做得不错，但在更高层次的精神挖掘方面尚有很大缺欠。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仅仅满足于现象描述，或者是对国家政策的图解，而对现象后面的东西追问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追问。我们不企求作家开出什么药方，那当然是不现实的想法，但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作家“追问”，如果只是描述一下现状，那要我们的作家干什么？鲁迅的乡土小说为什么那么伟大，就是它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追问，只要你去阅读它，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可以打动任何一个读者的。你如果要从鲁迅小说中找那种非常详细的乡村风俗、语言等的细节描写，倒是非常之少。但任何一个读者都能从中读到那种浓郁的浙江风味。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作家满足于现状的描述，缺乏理性光芒的观照，很可能是主体精神萎靡化的原因。我们的很多作家仅仅满足于发表、满足于功名而写作，精神层面的能量严重缺乏，对现实生活缺乏有力的穿透力，或者说普遍缺乏思想，缺乏现代意识。
目前乡土小说很少优秀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是程式化写作的出现。我理解大家所说的我国的乡土叙事非常发达，可能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化写作套路。由鲁迅开创的中国乡土小说，至今也已经70多年了，积累了一大批写作路数，现在的许多作家在写作乡土小说，就现成的搬用这一套写法，最常见的就是苦难叙事、乌托邦叙事，前者写尽农村的苦难，苦难中的挣扎；后者则尽力把农村美化成人间天堂。而真正的农村依然距离读者很远。我们要知道当下的农村，已非鲁迅时代的农村，也不是沈从文时代的农村，更不是赵树理、浩然时代的农村。
鲁迅等作家写出了近代农民麻木愚昧的一面，解放区作家写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一面，新时期作家写出了农民改革后的欢乐。这些写作虽然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具有“共名”写作的嫌疑，甚至部分作品有图解政策、脸谱化人物的倾向，但总体上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读者产生了冲击，在乡土写作的道路上，有失败，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而当下的乡土写作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面临农民身份的模糊化，面对上亿青年农民进城做工，并长期居住的现实，在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的作家将如何书写新的乡土，新的农民？我们看到我们的作家普遍无能为力，普遍失语。他们的乡土叙事还处在模式阶段，并没有创造出能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新疆作家刘亮程的仇视都市的乡土写作，张炜的视乡土为精神家园的写作，雪漠的农村贫苦写作，李佩甫的乡土记忆写作，等等，基本上都只是作家一厢心愿的书写，梦幻的写作，或者说仅仅为现实的简单描述。面对这样巨大的农村变化，可以说广大农村几千年来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作家准备得非常不充分，他们那模式化的写作已经到了僵化的边缘。――乡土叙事进入困境。
我们现在的农民不需要启蒙，也不需要同情，也不再安贫乐道，更不愿意做牺牲品，他们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也需要城市，也喜欢现代化，更喜欢在蓝天下自由的享受生活。苦难非他们所愿，抗争苦难也非他们愿意享用的美德；农村当然也非作家想象的是一方净土。有时候我们阅读打工族的文学，虽然从艺术上看还非常稚嫩，但那种感情的冲击力之大是出乎我们想象的。他们自己大批地走出千年土地，来到了城市，开创自己的未来。如此亘古未有的现象，对作家的写作既是挑战，也是罕见的机遇，从目前的叙事困境中跳出来，寻找一条伟大的出路，正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勇敢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乡土写作与都市写作一样，也都是刚刚开始。
农耕文化背景下的都市书写
■葛红兵
最近以来，韩东、毕飞宇、红柯、李洱、魏微等向乡村叙事转型，并且在乡村叙事上获得重大突破，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新生代作家虽然大多以都市叙事出场，最后却大多只能在乡土叙事中获得成功，今天我们几乎已经不记得他们有什么成功的都市作品，但是，韩东的《扎根》、毕飞宇的《玉米》、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乡村作品都堪称杰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观察乡村，却还没有足够的视野理解都市。
当下的都市叙事之所以不成功，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都市书写的色情化，卫慧等的都市写作主要走的是这个路子，城市在他们笔下成了欲望的象征；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顽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余零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尤凤伟《泥鳅》等，都市变成了使农民工沉沦甚至死亡的酱缸；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70后、80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
都市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命运？长期以来农耕文化形成了一整套表述都市的话语模式、结构，这里充斥着各种假定、幻象，充斥着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都市文化对于农耕文化来说是一种异文化，来自农耕文化的都市书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的再现，不如说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的产物，是一种想象地理学，它把都市看作是异文化，构造、生产了一整套说明都市的形象、观念、风俗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修辞性的，具有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在这种话语中，都市被描述为轻义重利、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无意义的、缺乏意志和精神的漂移之地，就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都市如何摆脱作为农耕文化的异文化表述领域，改变自己作为文化他者的地位？我们的作家，作为个体叙述者，应该有话语自觉，自觉地意识到农耕文化统照之下，都市话语的上述属性，自觉地对农耕文化以及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而发明的一整套修辞策略、话语结构、历史等作出反思，要追问自己的话语方式、社会角色、立场，是自觉的文化反思者，还是不自觉的合谋者，要在个人的都市经验和来自传统文本、文献的群体积淀性经验之间作出区分，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才能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科学性作出质疑，创生新的都市话语。我们的写作者要对都市作价值发现和价值承认，不是我们生活在都市就能认可都市的精神和价值的，有的时候恰恰相反，生活在都市的写作者常常正是把都市他者化的始作俑者，都市一方面以差异、反修辞、局部、细节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另一方面，它又是农耕文化的假想敌――它总是被概念化、齐一化着，农耕文化主导下都市话语不会自觉地产生出对都市的价值认同，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写作者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作真正的斗争，以便让都市写作从传统窠臼中解脱出来。
精神世界贫乏的乡村小说作家
■段崇轩
早就有评论家断言：城市小说“击败”了乡村小说，正在成为文学的主潮，而乡村小说无可奈何地衰落了。但时至今日，这一断言并未成了现实。不久前公布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龙头”自然是中篇、短篇小说，在八个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竟有六个属于乡村题材。四部中篇被乡村小说全部包揽，四个短篇乡村小说占了一半。乡村小说大获全胜，反倒又一次“战胜”了城市小说。不仅如此，乡村题材在长篇小说中也表现不俗，如近年来涌现的《城的灯》（李佩甫）、《泥鳅》（尤凤伟）、《天高地厚》（关仁山）、《水乳大地》（范稳）、《受活》（闫连科）、《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等等，已成为深受青睐、代表长篇小说标高的优秀之作了。我们怎么能说乡村小说“衰落”了呢？城市小说自然红火热闹，繁花似锦，但在乡村小说面前，还真有点心虚气短呢！
但是，当前的乡村小说并没有得到较为一致的好评与赞扬，相反，文坛内外的不满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刚刚揭晓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长篇小说中没有一部是乡村小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遭到了众多媒体的冷遇，有媒体称之为“国家大奖”、“无人喝彩”，原因盖在六个中短篇小说质量欠佳，少有创新。这些长、中、短篇小说“缺”些什么呢？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解剖、对乡村历史的熟悉和展示、对农民性格心理的把握与表现、对乡村小说文体的驾驭和营构，好像都不“缺”。细细品味，“缺”少的似乎是一个形而上的无形世界，譬如思想、精神、理性、理想之类，譬如激情、气度、视野等等。一个斑驳陆离的现实乡村世界，失去了丰盈鲜活的精神王国，自然难以激动人、震撼人和陶冶人。而根源则在乡村小说作家主体精神的贫困上。
在这些小说中，只看到当下农村的穷困衰落而看不到农村的历史走向和文化演变，是最普遍的一种创作倾向。《玉米》（毕飞宇）描述了一个乡下弱女子在政治强权面前，从反抗到妥协的宿命悲剧，凄婉哀怨，催人泪下，我们在绝望中看不到一点生活的亮光。《好大一对羊》（夏天敏）写政府官员的扶贫方式与农民生存环境的严重错位，那个小小的黑凹村如何脱贫致富以及贫困的根源，作者似乎没有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索，变成了一篇单薄的“问题小说”。《天高地厚》写冀东平原一个村庄近30年的历史变迁，但它着力描述的是政治、生产体制等等方面的变革，却没有深入揭示民间社会、民间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破碎、聚合和重构等等。中国农村走到今天，在“八卦阵”中左冲右突，走现代化、城市化道路步步喋血，退回到传统的老路又分明是死路一条。筚路蓝缕，开启一条什么样的中国乡村的新生之路，是全民族最大的难题，而我们的作家在这一难题面前停止了探索，或者说无力去探索。
在这些乡村小说中，只关注农民的精神困境和悲剧命运，而看不到他们精神人格的蜕变和自新，是另外一种典型的创作倾向。那位在南方小城镇以“半良半娼”的方式苦苦挣扎的章姓乡下女人（魏微：《大老郑的女人》），作者关注的是她善良、勤劳、爱心等种种美的人性与品德，却忽视了她内心的熬煎、矛盾和对人生道路的思索。东北黑土地上两个优秀的乡村女子（孙惠芬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在市场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却陷入了同性的情感纠葛中，令我们扼腕叹息。作家的写作是对现实的勘探。我决不否认那种展示式、暴露式、批判式的创作，但如果我们的作家只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缺乏对生活深层规律的透视，对乡村未来走向的探寻，对农民精神演变的把握，对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下的农村农民现状的鸟瞰，只是一味地同情、叹息和无奈，我们的文学还有多少意义、力量和价值呢？这种现象再次暴露了我们的作家精神世界的严重贫乏。
当下都市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刘川鄂
当下中国都市文学有三个关键词。
一曰市民。市民是都市的主体。但最热闹的市民文学是没有多少品位没有精神提升力的小市民文学,讨好读者讨好市场的捷径就是做市民趣味的代言人,君不见几个一味认同市民低俗人生价值的作家受到了读者的大力追捧，不厌其烦地铺排吃喝拉撒睡的鸡毛蒜皮细节。底层平民艰难求生之余的乐趣则是窥视享乐都市声色犬马，活着难受读着也难受。这类作家和读者的都市镜像是生存欲望。
二曰身体。没有衣食之虞的小资们中产者们，把身体当农田，竭力开发，至到流尽最后一滴分泌物。婚外恋同事恋师生恋同性恋双性恋网恋，在成人网站上以图像和视频方式表演的各种花样,被充满了魔力的汉语不厌其细地演绎着。对于一个想成名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兜售隐私是名利双收的买卖。某些已成名的作家也把染黄涉性作为继续吸引读者眼球的良方。这类作家们描划出的都市镜像是身体欲望。
三曰官场。都市是权力最集中的场所。官场文学作家笔下的都市主要是一个权力角逐场，各种政治小说反腐题材作品的主要场域在机关单位,都市的五光十色被简化为红黑两色。政治英雄司法斗士加美人爱情，是此类作品的基本原料。复杂人性表面化和体制分析生硬化,是此类作品的通病。这类作品提供的都市镜像是权力欲望。
亨利・皮雷纳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说，自由是与一个城市的公民资格不可分割的属性。当代中国都市文学描绘的是对物质和物质化身体的依附，是对获取物质的捷径官场的依附，它是奴性的。或许它所最缺乏的精神元素是：自由。中国作家太粘附于物质现实，缺乏精神超越。困顿的物质生存中有人性的珍贵,这才是市民作家真正应该关注的重心。把灵魂还给身体并让它做身体的主人，才有真正的身心快乐。着力于政治中的人性而非事件，让官场小说更文学化更人性化，让政治生活归向人的自由。总之，超越欲望，让自由精神的光芒照亮都市和都市文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