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侯艺兵
令人期待的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2005年6月11日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帷幕，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国家广电总局、上海市领导都将出席此次开幕式盛会。今年适逢
作为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吴天明导演近日十分繁忙。6月6日，他将赴马尼拉为他的下一部戏选外景，于6月9日赶回上海参加电影节。在吴天明飞往马尼拉的前一天，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读书报：本届电影节，中国只有两部参赛影片，《求求你，表扬我》和《情人结》，作为主办国，这个比重是不是小了？
吴天明（以下用吴代表）：不小。总共只有17部参赛影片，而参加本届电影节的国家有几十个，这个比重不能算小了。
读书报：这17部电影您都要看吗？
吴：当然，每一个评委都要看完全部17部影片，不然怎么投票呢？
读书报：在电影节的9天当中，您的主要日程安排就是看影片、评影片了？
吴：每天看三部，会很累的。
读书报：以前您也担任过其他重要电影节的评委。
吴：1989年，担任过东京电影节的评委。
读书报：刚刚拍完电视连续剧《牛虻》，您的下一部戏是什么呢？
吴：是根据小说《南洋泪》改编的一个戏。反映上世纪初的事情。这个片名我不太喜欢，会另选一个名字。
读书报：有的影评人说，您以前的作品诸如《人生》、《老井》等，用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农村。观众明显地感觉到，您作品中对农村的纪录与揭示，对农民的描写和塑造，与第五代《黄土地》式的农村描写有着生命体验方面的不同。
吴：我当时的作品中为什么体现出从骨子里关心农民的命运？那是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比较熟悉农民，熟悉西北农村，一看见黄土高原上的那些农民啊、村落啊、树啊、坡啊、窑洞啊，就有一种亲切感。虽然细数起来，我六十五年的人生历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里边渡过的，在农村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但少年时的农村记忆是抹不掉的。
读书报：有的文章说您拍《首席执行官》是从农村转到城市，从农业社会走到后工业社会；但有人又说对您的这种评价不太准确。记得您上世纪80年代的影片《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在看画报上的波音飞机时，电影画面上就叠化出一架真的波音飞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这个镜头当时对我有着很强的视听冲击力，表达了高加林乃至创作者本人对发展、对前进的渴盼。从您的一系列影视作品中我感觉到，不论拍什么题材，这种精神是贯注始终的。
吴：的确是这样的。我虽然有着对农村生活的情感记忆，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生活，所以说对城市也不是不熟悉。这几年我拍了不少城市题材的电影和连续剧，如电影《非常爱情》、电视连续剧《都市情感》，前年又拍了这个《首席执行官》。但说我从此以后开始从农村转到城市了，这个说法不准确。一个导演关注什么，这是根据他自己的兴趣，具体来讲就是根据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决定的。我也是一样，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这是由我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决定的。我创作上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凡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都愿意拍，不管它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是青年的还是老年的，只要我感兴趣，我又能够把握得住的，我就去拍。
读书报：您曾说过，以前您拍农村片，现在拍城市题材，其实都是一根筋，那就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种关注，就是所谓忧国忧民情怀。
吴：其实，郑洞天啊，谢飞啊，黄健中啊，胡炳榴啊，王好为啊，丁荫楠啊，黄蜀芹啊，张暖昕啊，郭宝昌啊……等等第四代的导演，他们都是随着新中国成长的脚步走过来的，都有同样的心理情结。这是渗入我们血液和骨髓的东西，改不掉的。我过去拍农村片，不是展览落后，也不是展览民俗，我的片子中虽然也表现农村的婚俗、农民的贫困，但不是为了展览落后、愚昧的东西。我反映了这种现实，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不是以展览这种东西为美。这些影片的主人公，对未来，对美好生活都有一种质朴的企望。所以说不能把一个导演定位在什么题材上。像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还有现在的《英雄》等等，题材在不断地变化，你不能定位他这个导演非要拍哪一类的题材，或者他就是哪一类题材的导演。哪个导演都定位不住，因为他不是只拍一种东西。一个导演，他的关注对象和表现风格也许不断在变，但是他有一个主旨，他的思想观念，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他所追求的境界，大概是很难变的。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本性是很难再变的，你不让他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也不可能，因为他对别的东西也不感兴趣。
读书报：有评论说《老井》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农村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
吴：还是刚才说过的道理，《老井》这个作品对不对我胃口，非常重要，如果不喜欢它，不从骨子里头爱它，那就只能是挣一次导演创作费的经济行为。真是从骨子里爱一个东西，你才能把它拍好，这个作品才是艺术品，必须带遏止不住的感情去干，就像恋爱一样。当时我们也是去体验生活，在农村住了两个半月，换了几个村子。有的读者看完小说《老井》觉得中国农村太可怜了，说它集中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我们就是要拍这种恶劣环境中生存和奋斗的中国人，所以有的评论说这部影片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民族历史，所以我们这部戏许多人看了后觉得很震撼：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中国人竟然有这样的活法。小说写这个村的村民们打了七十多眼井，我们去那里采景的时候，才知道在二百五十多年里，他们打了一百二十七眼井，在两百年间，那个村子为打井死了一百多人。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村史让我们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终于改完了小说，改完之后，我们都很惊讶，没想到将小说都变成这个样子。改完小说后我们又谈如何拍这部电影，研究如何用影像表达，怎么处理，又研究了十几天，对那个片子，全体创作人员真是付出了很大的血汗。
读书报：当时怎样就定下用张艺谋当男主角？
吴：找演员找了两个月，找遍了大江南北，没发现合适的，我对大家说，这个角色的气质就是张艺谋那样的，就照他那个样儿去找，还是没找到，没有办法，我想干脆就让张艺谋演吧，可当时他也有些担心，说：“一个男主角，要是弄错了，片子就砸了，你可想好了，我弄不了，我没学过表演……”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因为张艺谋有几个条件是让人信服的，一是他学电影，学了那么多年，有很深的艺术修养，二是他熟悉农村，三是他有敬业精神，尽管有这三条，剧组里的其他成员还是担心，摸着我脑门说“你发烧了”，我还是决定让他来演。
读书报：张艺谋演得很成功，后来得了东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这是中国演员所得的最高的一个国际奖项。
吴：张艺谋接下任务后果然十分刻苦：他是演员组长，每天要领着演员们挑十担水，那个水源离那个村子有两三里路，后来他们把那个村子三十七户人家的水缸全装满了。我们把人家的泉水挑干了，农民有意见，张艺谋就带着大伙改挑石头，每天挑着大石头满山遍野地转，抽出时间还要和农民一块下地干活，张艺谋每天都要从半山腰上背一块石板下山，每块石板都是五六十公斤以上。白天累完了，晚上还要开会。开会时张艺谋从来不坐板凳，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这个工夫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张艺谋当时稍微有点胖，我说艺谋你得减一点体重，他果然就减了二十多斤，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张艺谋演跳井的这场戏的时候，书上写他往上爬的时候，外村的人将一筐一筐的土往他身上倒，我们拍的时候也要这样拍。我们用三台机器从不同的角度同时拍，带石头的黄土一筐一筐地往张艺谋头上、身上倒，那个井是六米多深，弄不好要栽下去，张艺谋表现得很勇敢，电影中的疯二爷、亮公子这些形象表演也一个赛一个。当时我想，如果中国演员能下得了张艺谋一半的工夫，中国的表演创作就大大改观了。像这样下苦功夫，在国外电影创作中都是很自然的，日本女演员为了演老太太把牙都打下来，美国演员为了演《拯救大兵瑞恩》，在军营里训练许多个星期，摸爬滚打几乎死过一遍，人家能把这当成事来干，我们却不能。中国电影界对演员真是太好了，一部接一部地演就是明星了，然后在国外上一个什么电影就是国际影星了，太容易出名了，这样下去表演艺术永无长进。
读书报：您认为表现生活的变化和发展，与批评黑暗和丑恶是一种什么关系？
吴：我们也不是说电影人批评落后不对，但是也不能说关注生活的发展和前进就是假的。你不管是写什么，写农村写城市，写过去写现在，你总是要发现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你就是涉及到落后面，也应该关注和发掘其中美好的东西。因为社会在前进，历史的脚步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她在前进。我拍的老井村过去没水，现在有水了；过去没电，现在有电了；过去没学校，现在有学校了，它一直在进步。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或者说我们这一茬电影人，由于自己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必然更企盼、更关注生活中那些美的东西。中国这么多年进步这么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有多大！你怎么能不去关注？在这个新的时期，人们的新旧观念在冲撞，在转换，像海尔这样的先进企业，它已经打入国际市场，成为一个跨国公司了，我们仅仅表现它的艰苦奋斗还远远不够，我们更要表现它怎么样开拓国际市场。现实生活中，海尔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比影片中所表现的更令人振奋。我们刚刚表现了其中的一点点，有人就说你是拔高啊，主旋律啊，拍马屁啊……我们展示中华民族的骄傲、表现中国人的志气有何不对？我觉得当前我们有些朋友在观念上有一点迷失，包括一些影视创作观念和评论观念，都是一种迷失和混乱状态，好坏不分，不知道往何处走。有的把人家二三十年前用过的一些手段，现在拿来用，还觉得自己很前卫，实际上这根本不新鲜，早已经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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