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从早期的作品到近期的《长恨歌》、《富萍》，你的小说中大多关注的还是女性，而新作《遍地枭雄》中几乎没有女性角色（除了主人公毛豆的姐姐），主要人物全部是男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王安忆：我的作品中确实是写女性比较多，男性虽然也写过，但还是写得比较少。写男性对我来讲是有些困难的。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叫《酒徒》，就是写男性的，许多朋友觉得写的还不错。《遍地枭雄》的故事本身决定了它还是由男性角色来完成更合适，因此整个故事都围绕着男性来进行，而并非意味着我的写作转变。一部作品全部以男性角色来表达，在我的写作中大概是第一次。
读书报：你在后记里表示，新长篇《遍地枭雄》中你侧重点其实是在“遍地”上。书中四个人物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下，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是否用人物的这种生存状态来凸显你“处处英雄”的用意呢？
王安忆：所谓“枭雄”，一方面指书中的四个人物，此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枭雄”要有一些“霸业”。书中几个人物走了许多地方，不断地目睹各地的变化、开发，那种强势发展的痕迹仿佛在地上凿了一个个窟窿，有些满目疮痍的意思。我们目前置身的世界在飞速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我们的生活本身而言太过强势，不可遏制。我在后记中很委婉地提到了商鞅这个人物，多少表达了我的意思。我在小说里不喜欢直白的表达。
读书报：《遍地枭雄》读起来特别像是纸上的公路电影，四个人物一直在不断地前行，甚至狂奔。在这部长篇小说的表现方式上你似乎更注重人物的语言、心理刻画，甚至用大量的篇幅写几个人玩的文字游戏，反而情节的架构看上去没有那么复杂，似乎不如你以往的作品那么有可读性？
王安忆：这种写作方式与我的个人喜好有关。我不喜欢写人的外部动作，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四个人物又必须有动作，于是如何设计他们的动作就成了我很费心思考虑的技术性问题。“大王”这个人物很重要，他们四个人物构成的团体是由他的思想来领导的，而小说中他们玩的文字游戏也不仅仅是游戏，而是表现了大王的思想体系。
读书报：你在写作《遍地枭雄》的时候似乎对人处于“异样境地”的题材很感兴趣，在后记中你还提到安部公房的《砂女》，可《砂女》中的人物一直禁锢在沙坑里，所处的外部环境几乎没有变化，《遍地枭雄》中四个人物却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你觉得这部作品实现了你的写作初衷吗？
王安忆：最初我也是很想把一个人物放到“异度空间”里，其实我一直想写一篇小说，一个人物从他的正常状态下到一个异样境地。事实上，看了《砂女》之后我就已经把我的初衷抛弃了，放弃了这个产生好多年的想法，因为我看到了现代小说的缺陷（我并不是批判安部公房）。在《遍地枭雄》中，吸引我的是如何把主人公“毛豆”调出来，之后让“毛豆”承担更大的任务，也就是我写作这篇小说所要完成的任务。
读书报：在你保持纯粹的写作状态和低调生活的同时，你的一些被评论界评价很高的纯文学作品如《长恨歌》、《米尼》等被改编成影视、戏剧，你觉得这些改编者看重的是什么呢？
王安忆：以《长恨歌》为例，一系列的改编行为其实已经与我的写作初衷没什么关系了。我想之所以它被看中，首先是因为它获得茅盾文学奖，能够引起公众关注，于是就有了卖点，此外是因为它所具有的上海元素，上海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时尚话题。
这些改编者看重的《长恨歌》中的元素在我心底都是不重要的，反而是这部小说中的次要部分。比如上海元素，我自认为《长恨歌》中写上海是写得比较差的，特别是写老上海，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读书报：在你的大部分作品当中，要么是表现你所熟悉的生活，要么是还原你生活的城市，是否考虑过尝试超越现实或跨越地域的写作？
王安忆：这是比较困难的。我的写作是写实主义的，一般来说还是要写我自己了解的、熟悉的事物。对于《长恨歌》中写解放前老上海那一段，作家陈村有非常精辟的评价，他说那些文字写的没什么不对，合乎情理，可是没有意外之笔。而之后的部分都有意外之笔。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一个作家写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可以去了解去想象，所以可以合情合理，但是写熟悉的东西，在合乎情理之外就会有意外之笔。 合情合理 并非我写作的最终目标。
我写《遍地枭雄》中的“大王”，虽然他的生活状态与我完全没什么关系，但他毕竟是我同时代的人。
读书报：常年生活在上海，你的许多作品也以上海作为地域背景，在你看似寂寞的写作生涯中，这个喧嚣繁华的城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王安忆：上海给我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我也曾经在安徽、浙江、江苏生活过，这些地方就成为我写作中次要的素材来源。《遍地枭雄》中的四个人物跑来跑去也没有脱离我所熟悉的这些地方。如果他们跑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是无法用文笔把握他们的。
人自然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的写作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很辨证的关系。一个人在特别热闹的地方反而能够安守宁静。如果一个人身处旷野，反而不容易面对寂寞。在上海的生活，和热闹咫尺之遥，反而能守住寂寞。
读书报：你的写作异乎寻常地注重细节，你也说过细节对于一部小说是多么地重要，如何在写作过程中把握这种醉心于细节的尺度而使细节不至于超越主题而存在？
王安忆：我觉得我们的阅读和写作现在存在一些偏差，其实小说就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如果没有细节，也就没有小说，细节是构成小说的物质。评论一篇小说，不应只是看一个作者是不是注重细节，而应该说这个人的细节写得好，那个人的细节写得不好。对我来说，细节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会因为找不到好的细节而沮丧。作家的基本技能其实就是要写细节。
读书报：从步入文坛到现在，你对于写作的执着似乎是一贯的。在《遍地枭雄》后记中你说写小说是需要坚持到底的。随着写作生涯的展开，身边的世界在飞速变化，从开始到现在，你对于写作的认识有变化吗？
王安忆：本质上是没什么变化的。写作于我而言并不是像人们感觉的“执着、坚持”那么痛苦的，它带给我巨大的乐趣，应该说写作过程令我乐在其中。
读书报：在写作的同时还在复旦大学担任教职，写作与授课在你心中是怎样的关系？
王安忆：我在复旦大学的课其实很少，1994年曾讲了一个学期的课。我还是很喜欢讲课的，讲课可以让我整理自己的思路，讲课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审视自己的思想。可是我有很不职业的一面：我不喜欢重复地讲同样的内容，这也决定了我讲课讲得越来越少。
读书报：完成《遍地枭雄》之后，最近在写什么？
王安忆：在写些比较轻松的东西。贵州人民出版社为我喜欢的英国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出了一套全集，我都看完了，最近在写关于克里斯蒂作品的一篇几万字的评论。虽然克里斯蒂是个畅销书作家，但她的写作却有许多技巧值得我们借鉴。总的来说这是个轻松愉快的写作，我需要调节一下自己。
读书报：你那么喜欢克里斯蒂的作品，会尝试写侦探小说吗？
王安忆：（笑）我想不会，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制造悬念的人，这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笔下的人物大多少有外部的活动，更多是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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