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我们所以编写《西方社会史》这部书，是出于一种企盼，企盼它能够重新点亮西方文明研究的生命之光。我们完全清楚，历史学家们过去一直在动用自己的全部想像力和革新精神，努力为拓宽人们的历史兴趣和历史知识开辟
广阔的新领域；我们也知道，这些努力，对于欧洲经济史、思想史，尤其是社会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与此同时，在政治史、外交史和宗教史方面，新的课题和新的解释也为这些传统的主流研究增添活力。然而，尽管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仍然保持着它的生命力，但是在我们看来，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知识分子，总体来说都正在对人类的过去失去兴趣。一些经济学家时常不无揶揄地说些俏皮话：“历史有什么新动向？”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心中已经抱定了答案“没什么”，也认定历史学家和他们所审视的那些陈年旧事一样，毫无生息。
我们曾经引导大量读者进入西方文明的辽阔疆域之中，凭着这些经验，我们深信，如果一部介绍历史和西方文化遗产的书能够反映当前的潮流，那么，它就能够激起人们的兴趣。我们的策略是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我们是以社会史作为本书的核心，在内容上不仅囊括社会史学家们最近的研究成果，而且试图从普通人的兴趣出发，再现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对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发展投入了必要的关注。我们想为读者和师生们提供一种平衡的、综合的叙述角度，这样，他们能够根据个人或课堂的需要，找到各自认为有兴趣、有意义的主题和问题。
编者简介
约翰・P.麦凯 1966年起任教于伊利诺斯大学，并于1976年成为教授。1970年，其专著《利润先锋：外国企业家与俄国的工业化》获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奖，曾在《美国历史评论》、《商业史评论》、《经济史杂志》以及《斯拉夫评论》等多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并主编了《工业发展与社会结构：历史专著国际系列丛书》。
贝内特・D.希尔 费城人，195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1958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曾在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历史课程，并于1978至1981年间担任历史系主任。其主要著作包括《12世纪的英国西多会修道院》和《中世纪的教会与国家》。
约翰・巴克勒 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1967年获路易斯维尔大学学士学位，197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底比斯霸权，371 362B.C.》，现为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
在当代的西方历史研究上，社会文化史占着重要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整个历史研究的一个基础和一种发展。展开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西方社会史》，就是当代西方这方面研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
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历史学著作，带着鲜明的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印记，客观主义乃是一个高贵的梦的说法，构成了它的思想基础。随着实证主义的隐退，主观的、个性化和哲学化的历史阐释渐渐成了一种时尚。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特别是在研究生的教学中，“讨论课”大为普及，致使许多原来由教师单独讲授的课程渐渐蜕变为以学生的自由发言为主、老师纠正为辅的讨论课，涉及的历史话题因此也变得五彩缤纷。在方法论上，教师遵循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原则，鼓励、宽容学生的各种原创性发言，期望以此来培养他们的历史感和学习兴趣。大家知道，重视能力培养和鼓励学术开放都是一些值得提倡的做法，但有时会向主观主义倾斜，从而使历史学的科学性受到削弱。作为一种弥补的方法，出版优秀的历史学教材和公认的权威性学术著作势在必行，因为它们的质量很好，可以成为认识历史的客观标准和研究典范。
在当代西方历史学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个对立派别的互动：如果说主观主义代表着感觉主义、自由主义路线，那么客观主义路线的贯彻者就通过编出好的历史教材，使一种可以令人信赖的历史知识成为历史认识的基础，以此来帮助读者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把握住基本的历史框架。
这里所翻译的《西方社会史》正是这样的一本著作。译文采用的原版是该书1987年的英文修订本，由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三位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编撰而成，该书出版不久就成为众多美国大学相继采纳的通用教材。那时我正好在距离伊利诺斯大学不远处的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研究欧洲史，当时就为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深深吸引。作者们把历史置入于时空发展的框架之中，企图说明一个没有任何许诺、但有意义的人类理想原则。这里的历史讲述与单纯陈列一般历史事实和理论的教材不同，它的任务是要表现出动态的历史经验、生命的模式以及智觉、情感、情绪等的复杂形式。这样的叙述自然不能够通过符号化的历史概括来得到，而需要通过“历史的理解”和“历史的叙述”来把人类的经验转化成为一个个直接、具体和生动的故事。虽然这也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作品，却能置你于思考之中，使整个阅读过程成为不断发展的智力演绎，用以考验读者的能力，或者说，以此来检验读者的信心。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充分体会到智性活动本身的情趣和活力，理解它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部作品并不一定立即告诉读者各种历史结论或历史因果，但却引导你进行历史思考。这样一来，那种阅读历史的生命冲动就自然激发起了读者自己的好奇心，使他乐于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上栽下红彤彤的枫树，从而充满朝气，走向成熟。
《西方社会史》对于历史结构的探讨是有独创性的，作者们亲身进行了许多有趣的观察，并且利用这些经验材料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的修订本完成于1985－1987年之间，其时美国史学界正在开展一场“社会史学”应当如何转向“社会的历史”的学术大讨论，前者是指对一些基本的社会元素例如家庭、经济、社会心态的专题性研究，后者却企图从整体上来把握社会的全貌，以此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西方社会史》的作者们很显然是属于后一种社会史研究流派的，因为他们所论述的并非只是关于社会基本元素的状况，而是旨在阐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他们的见解，特别是他们从文化根源和社会基础出发分析历史演化的因果，无疑为解释历史现象提供了一种客观主义的新视野，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遵循经验归纳法，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作者认为，尽管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的发生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但却具有共同的客观基础，因此具有分析它们的普遍标准。但是，作者同时又认为，客观的条件只是事物成败的因素之一，还要看到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能力所发挥的作用，因为这也可能改变历史进程。如果说朦胧、空虚、黑暗、孤独、沉寂等都是因为无知、愚昧所造成的消极感觉的话，那么，历史发展中伟大而崇高的形象出现，就是当事人努力奋进的结果，其创造力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文化力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同时，社会基础和民意向背又总是对它推波助澜，从而写就了历史上一首又一首的英雄诗篇。
领悟这种智慧的方式之一就是比较。比较在本书中无所不在。因为是一部社会史，当然，比较方法用于具体的生活当中，较之于它用在规律总结上，占有更明显的地位。书中提及的各种建筑造型、雕刻、绘画、音乐和诗，是人们汲取艺术美感的最为显著的纪念碑；衣着打扮、家具装饰，乃至于各种言谈交流，是人们区分事物精粗的原材料，选择的快感和生活的质量全系于此。这种比较的视野，或者说是审美的意识无处不在，它敦促心灵产生反应，提醒人们立即放弃对于平庸落后之物的追逐，因为为此牺牲精力颇不值得。所以，通过比较，优秀文明的元素突现了，比较成为传递光亮的标准，让万物接受评判，并以此染上了价值的光辉，使世界变得光彩夺目。
然而，凡入比较之物本身也必须是真实的，正如能够运用心灵来加以想象的事物一样，其本身也必须是美和充满爱意的。比较有时不是从事物的整体来考察事物，譬如把事物看作导向正确的文化价值的原材料，或是刻意推敲其价值方面的完善性。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事物之于完美，犹如泥土之于花朵，夜空之于星星，肉体之于精神，煤之于火。可以说，本书通过比较，向我们传递了自古以来人类给我们的最后信息，就仿佛他们预感到有那么一天，他们遥远的后代会认真对待已往所发生过的事情，以便在创造新的文明世界的时候，在可能会被人遗忘的图案中找到自己所需的智慧之路。
《西方社会史》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客观的、新奇的、美丽的世界，充满着惊异和兴奋。尽管我们不能马上领略，却能感觉到作者那闪闪发光、富于表情、盯着世界看的眼睛，和那些似乎是对着理想云彩说的喃喃自语。其实，全部文字都闪烁着作者赤诚的慈悲之心，渗透着他们的道德品质与智慧，而其间夹杂着的一丝宜人的忧郁，则让人们感到历史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作者似乎要说明：只有鼓起全部勇气，人类才能愉快地过日子。作者似乎一直是在重复一个西方人的古老信念：松树几乎总是长在凌乱的地方，但它却能把周围的景色点缀得井井有条、蔚然可观。他们告诉读者，尽管有各种挑战，但只要你心中的美好事物仍在，你的理想和信念就会坚定，就一定会像一个更夫那样要催着黑夜快走，让光明进入到一切生灵，让人们得到幸福。
《西方社会史》（第一、二、三卷）， 美 约翰・巴克勒、贝内特・希尔、约翰・麦凯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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