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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西洋镜里的中国

2005-06-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曾经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我记得,在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上,他们往往被描述成文化的侵略者,向中国人民居心叵测地兜售精神的鸦片。他们在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部分先进的科技和知识;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还是较早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

汉学家”,西方世界对华夏文明最初的认识大多出自他们的口述和笔录。

近日,读到一部名为《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以下简称《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这部书名稍显冗长的著作是中华书局《世界汉学论丛》的一种。它涉及了关于中国的多种研究课题,其中有人口历史、土地所有制、中医、佛教、伊斯兰教、景教(中国较早的基督教)、算术、交通、满族的发展史,以及与西藏的交往历史等等,内容极为丰富。

在诸多篇章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口历史概述》、《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和《中国医学》等。为此,作了大体浏览之后,我重点阅读了这几篇文章,感觉颇有收获。它们就像一面镜子似地照出了古代中国在人口和土地配置上存在的弊端。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家的主要决策者和各级地方官员。上个世纪70年代初,政府出台了“计划生育”的倡仪,80年代以后,更是严格地执行了“一胎制”的政策。近年,这一政策的效果开始凸现了出来。应该承认,政策的施行使得人口数量的增长获得了控制,但伴随而来的其他问题却从另外一个方向暴露了出来,譬如: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性别比例问题,人口素质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再生产问题、国防问题等等,就像一个个怪圈,让那些殚精竭虑的人口学专家们左支右绌。凡此种种,都不能不让后来人扼腕叹息,如果中国在较早时候就能够调整关于人口的观念,或许就可省却当今不少连环式的困难与麻烦。

《中国人口历史概述》的作者扎哈罗夫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包袱。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13,704,923人。“当时政府认为人多就有力量,国家人口众多才有可能增加收入,也有人来担任公职。”此后,虽然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天灾和人祸,人口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000万以上,至公元606年的隋朝,则已达到了46,019,856人,此后,这一数目虽有下降,但现有的耕地与生产力相比,始终居高不下。进入近代社会,明清两朝更是出现了人口的暴涨情况,如清朝建立后的最初70年,人口忽然之间增加了一亿多。而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已达到了四亿多。

这样,在中国,“尽管那些明显不适合耕种的每块土地都已经因为人民的勤劳和需要而被开垦并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生活资料,但在有限的、山脉纵横的国土上,可耕种土地的数量和居民数量的比例仍过于悬殊。”因此,“尽管他们习惯于节制,贫穷还是可怕地缠绕这个国家”。但更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贫困,尽管适合耕种的土地和过多的人口是如此的不成比例,人口还是在一天天增长。”

尽管农业社会在生活上有层层困难,但中国一直保持着重农轻商的思想传统。直到清朝,政府还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这就使得经济的发展缺乏一个借助市场进行流动和调整的机制。在贫困的物质背景下,人们的观念和视野被束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天地里。它最终造成了“中央大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落后状态。

这种思维上的保守性也在相当程度上钳制了中国的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在《关于中国的论著》中,另一位俄罗斯学者塔塔林诺夫指出:“中国医学书籍的共同缺点在于每本书都在重复几乎完全相同的东西,没有任何变化,或者只是讲述的顺序有所变化。”“中医文献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还是远古时代的作品,但它们当中有关中国医学历史的记载却难得一见。一部分原因是这些著作中的资料不足,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书的讲述方法本身。”“中国的医生中还没有人敢于评判自己医学的基本原理的可靠性和正确性,验证改变它们可能带来的益处。”他们对传统的尊重体现为古代医书上所讲的一切是不容置疑的,不遵循它们则意味自己的观点是荒诞无稽的。这位学者从中国医学上存在的此类弊端,进一步发现中国人在教育启蒙上“述而不作”的特征。

确实,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它一直按照自己特有的机制和习俗而存在,其教育也在较早的时候形成了固有的模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觉得,只要掌握既有的知识就可以满足生活的必需。正因为这样,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阅读的都是同一类古籍,关注的是同一类知识。最终,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之所以有所差别,则由个人的先天素质、学习时间的长短以及某个阶层所具有的道德修养决定。

《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像一面自然主义的西洋镜,尽管在某些局部和细节上也存在失真的成分,但它直率地照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疤痕,这自然让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有不尽的感慨。但我们如果据此而责怪这面镜子的写实风格,并指责俄罗斯传教士的别有用心,则未免有点讳疾忌医,更恰切的做法或许是,承认既有问题,从问题出发,寻求新的解决方法与途径,同时开创一个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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