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把握住福泽谕吉的实像？我认为这是福泽研究中现在最紧急的课题。
如果大家对福泽研究有兴趣，一定知道或听说过安川寿之辅的《福泽谕吉的亚洲观》。据朝日新闻社的周刊杂志《AERA》（今年2月7日）的报导，这本书已经有了中译本，而且安川还到中国各地去做过讲演。安川从现在流行的《福泽谕吉全集》中找出一些对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表示侮蔑的词句，比如“猪尾巴”、“孑孓”或者“チャンチャン”等，以这些侮蔑词语为证据，指责福泽是一名煽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思想家。
不过，远在20多年以前，在《中江兆民全集》编纂过程中（1983 1986），我们五个编辑委员（其中一位是中国思想史学家沟口雄三先生）碰到了在几千篇不署名社论中如何筛选中江兆民文章的难题。经过五年多的摸索之后，最后在沟口先生构思基础上，我们发明了一个客观的“认定未署名社论基准”。这个基准，简而言之，由①“有”“无”“可”三个汉字的常用（A基准），②“送假名”（在日文中被放在汉语动词或形容词后的假名）的特征，比如“然（る）に”“宜（し）く”“?た”“正さに”等等（B基准），③中江兆民使用汉字的难度水平（C、D、E基准）构成。
“认定未署名社论基准”发明以后，可以说《中江兆民全集》编辑工作才算圆满结束。为了强调这个基准的划时代意义，我经常斗胆使用“世界之最”这个形容词，因为假如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用汉字或假名写日文作品的话，后来肯定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的“伪书”或者“代笔”了。我确信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既然这个划时代的方法对中江兆民的文章有效，那么可不可以应用它到其他的研究领域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最先选择《福泽谕吉全集》全二十一卷中占九卷的《时事新报》社论（约1500篇）作为最好的例子加以认定。在我们编辑兆民全集的过程中，我曾经对我的一些朋友说过，二十一卷中九卷太多，分量也太大，福泽谕吉身体再怎么好，他自己亲笔写的东西也一定只能有两三卷。我们都知道在石河干明经手编辑的《福泽谕吉传》中，由于福泽经常修改年轻记者的文章，福泽全集中估计夹杂了不少最初由年轻记者起草、后来经过福泽修改的文章。
然而，把用于认定兆民全集的基准完全应用于对福泽全集所收的《时事新报》社论，是很困难的事情。首先是如何鉴别福泽加笔的地方和年轻记者撰写的部分，第二，福泽在A基准三个汉字中平常只用“可”字。第三，他写社论的时候 与中江兆民相反 往往故意掩盖自己的汉学水平（《福翁自传》中他自称在少年时读过十一遍《春秋左氏传》）,只是偶尔使用汉语的四字成语,换而言之，在这里C、D、E基准都将无济于事。因此，《时事新报》社论的认定作业不得不从扩大B基准范围、鉴别福泽的手笔和年轻记者的手笔之间的异同着手。举例说，日语中的“比如说”（＝“たとえば”）的汉字可以写为“例”、“喻”、“比”、“假”或只用日语假名书写。由于有这样几种书写方法，我们就可以调查福泽到底是用哪个汉字表达，少壮记者们用另外哪些汉字表达。
九年以前，我决定应用这未署名社论认定基准，使用A、B、C、D、E五个等级进行评价，测定了福泽谕吉对其全集所收《时事新报》社论中石河和其他少壮记者们起草社论的修改程度。以后我又逐月将未署名社论一一进行“考证分析”，验明正身,指出侵略主义倾向强的社论多半是石河等起草的 《历史与文本―――从西鹤到谕吉》，光芒社 。
比如说，在非难福泽是以《脱亚论》为象征的侵略主义者的时候经常做为例子提出来的一系列社论之中，因“分割支那帝国之图”而臭名昭著的《东洋的波兰》可判明为D评价，而被指责为福泽驱使国民参加战争的《日本臣民的觉悟》也相等于D评价，事实上是石河起草的。然而《脱亚论》本身可以定为福泽亲自起草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突然变得著名起来的这篇社论应该与少壮记者们起草的好战、侵略主义的社论区别看待。
如前所述，现在流行的《福泽谕吉全集》，特别是其中占九卷之多的《时事新报》社论篇包含的问题太多，所以希望通过现行福泽全集准确评价福泽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001年福泽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也没有重新出版福泽全集的事实是令人深思的。
如前所述，安川寿之辅在他的《福泽谕吉的亚洲观》中斥责福泽为侵略主义思想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指责福泽本人还是福泽的幻影。福泽全集既然是这样不完整，应该说，靠这套全集指责福泽不但有欠妥当，而且大有可疑。
与此相反，去年在东京，平山洋出版了一本《福泽谕吉的真实》，这本书是以我的《历史与文本》，特别是其中的“认定未署名社论基准”为理论基础写出来的。由于许多报纸和周刊杂志上刊登了书评，这本书看上去好像受到了一般读者的欢迎。但是，从研究福泽本来面貌的观点来看，我却颇为担心这个所谓的“真实”可能在虚像丛生的福泽研究中平添更多的虚像。需要指出的是，主意与方法都借助于拙著的这本书，在介绍我的ABCDE五个等级评价基准之前，提出了他自己的所谓ⅠⅡⅢⅣ四个等级评价基准，这不仅是缺乏对先行研究应有的尊重，而且这个被他篡改了的评价基准也是不可能适用于实际认定作业的。
根据周围的情况或者文章的内容，进行“大概是谁”、“一定是谁”的推论很容易陷入臆测的危险陷阱，这也是我长期进行《中江兆民全集》认定作业得到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只有对每篇社论个别地作出调查之后，才可以对具体文章做出具体判断，这是认定法的铁定法则。由于这本书基于武断和臆测以及由周边证据构成的议论太多，我们能够轻易地根据这样的认定指责全集编辑者和《福泽谕吉传》著者石河干明是诬陷福泽为侵略主义分子的“犯人”吗？对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一概把甲午战争中的二百七、八十篇社论都指定为“几乎都是石河的文章”的认定法，我是不敢加以“认定”的。至于说什么没拼凑出石河的虚像，就寻找不到福泽的“真实”也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总之，把一篇一篇社论分解为一句话一句话，甄别福泽/非福泽文章的工作是令人望而生畏并且需要耐性的事情，不过，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走近福泽的实像了。先着手一千五百篇，接下去是六千篇（《时事新报》的所有社论）！
福泽研究的紧急任务应该是“研究”福泽本人而不是福泽的幻影。所以，我要在此大声呼吁：“让福泽谕吉自己谈自己吧！”
（作者为日本大妻女子大学教授、比较文化学部学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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