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即使是“欺骗”，我也是对的

曹文轩

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剑，学术是他的刀锋，文学是他的剑芒。但在他的小说中，你“甚至看不到

但是他又是一个如此容易辨认的人，因为他的作品和本人如此的相似。他用笔构建了一个诗性的天堂，因为“这可以实现我美学上的追求”；他向往优雅，所以在他的笔下总是浮现一个无比美丽氤氲的世界，即使深重苦难，也闪烁着人性大美的光辉。

他，就是曹文轩。

　　儿童文学也要写到灵魂的层面上

记者：听说《青铜葵花》这部作品的来历是有故事的。

曹文轩：《青铜葵花》这一说是十几年前了。我有一位朋友和我说起她小时候的一段经历，那时她父亲在粮食部，而粮食部有个干校在河北固安，她去看她爸爸时，她爸爸要下地干活，肯定不能陪着她。她在干校里待着挺无聊的，就过河到河那边的村庄去和村里的小孩一起玩。她在讲这个故事的同时，我脑海里却浮现出了另一幅情景：那就是我老家的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在芦苇荡的深处，就有一所干校，而干校的生活，我是比较熟悉的。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可以成为小说的材料。

这个念头虽然并不强烈，但一直存在我心中，早早晚晚会因为另一个情境的刺激，又想到它。一个小女孩，从遥远的一个大都市来到一个非常荒凉、偏僻的乡村，她与这个乡村的孩子们结识了，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的相识，肯定会有非常特别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还有城市―乡村二元的非常特别的隐喻。于是十多年来，慢慢的有了故事，有了人物，有了情景。但是故事是不连贯的，东一个，西一个，就像海面上的岛屿一般，所以当时就没有提笔的冲动，于是这个故事一搁就是十几年。

后来到了春节前夕，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是写这个长篇，还这个愿的时候了，但还是觉得不能动手，觉得就只是一堆材料，材料虽然不错，但光有材料是不行的。特别清楚地记得，那天大概是清晨五点多钟，我躺在床上，突然，我们可以理解为灵感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但“青铜葵花”这四个字就这么出现了。也没有任何东西触动，但它就这么出现，也可以说，是相遇了。这四个字一出现，我就知道，我已经为这些冷冰冰的材料找到了一切。男孩就叫青铜，女孩就叫葵花，随之而来的是一望无际的葵花田，随后出现的就是女孩的父亲，一位艺术家，雕塑家，他一辈子处理的题材就是葵花，而处理葵花的材料就是青铜。

所以，我理解，一个作品，必须为它找到“魂”。这个灵魂来临之前，所有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堆行尸走肉。“魂”一到，就像满地的麦苗本来是伏到在地面上的，现在一经雨露的灌溉，一根一根就立起来了。比如说我现在有十部长篇的材料，但材料就是材料，只能放在记忆的窗户里边，不能着急。只等那一天，它来了。

记者：青铜是一种很冷的东西，而葵花恰恰很温暖。这几乎可以算是从天而降的两个意象的叠加，是不是象征着某种特殊的意味呢？

曹文轩：的确，青铜，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沉稳、冷静，甚至是凄凉、神秘。小说里边的男孩青铜，就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而孤独的人的行为是不太能够为周围的人所理解的，他有他的认知方式，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常人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着这个孩子，而他，从苍茫中走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理解这个孩子的只有他的家人。父亲，母亲，奶奶，和牛。而葵花，同样是来自一个遥远的被放逐的孩子，他们就这么相遇了。一条大河，一边一个孩子，他们相遇的那一刻，他们的心灵已经重叠在一起。

这似乎很神秘，而青铜的身上，我的确赋予了他很多的神秘的、不可被理解的东西。乡村的文化本来就有很神秘的东西在里边。小说的背后，肯定有一些我们难以解释的东西。作家也无法解释，但你必须要把它写到作品里边来。因为这个世界绝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完。比如，葵花的父亲掉到了河里，但他再也没有被在这条河里找到。葵花认为她父亲就在他深爱的葵花地里，村民们都以为她在胡说。这并不一定是胡说，但我说不清楚。很多事情我都说不清楚，没有说清楚是因为它是说不清楚的。有些东西不是用眼睛去看，或者用耳朵听的，是需要灵魂去感应的。

所以，我觉得，好的小说一定要写到灵魂的层面上，哪怕是儿童文学。

童年生活在作品中忽隐忽现

记者：您的很多部作品当中，都浮现了芦苇、雨、河流这些意象，而且这些意象并不是可有可无，它们反复出现，甚至成为作品中的一个“眼”。这些意象是有所指的吗？这是否和您的童年生活环境有关？

曹文轩：的确，我生长在水乡，一个非常有名的水网地区。大河小河纵横交错，织成这样一个水脉。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一出门就是坐船，推门就是水。一般的村庄都是散在大河的两岸，而我们那边所有的房屋都是傍水而立，走三里地，过五座桥。小时候去外婆家，或者去镇上赶集，买条小猪，养大了再把它卖掉，都是用船运来运去。所以水是我的生活经验，也是小说中的背景，一个可以描写的对象，它甚至注定了我的情感方式和美学方式。大自然绝不仅仅是独立的存在，也不仅仅是给人一个生存的环境，更多给了人精神上的东西。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部奥义书。而人与自然之间，也有一种神秘的和谐。这样的人，他肯定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这个环境中，肯定只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一草一木与人类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我想我能感应到。

记者：您的作品总是在回望一个过去的年代，而且您非常执著于六七十年代的叙述，其中的很多叙述还是以男孩的视角进行的。是否可以理解，这些作品中很多带有您自己的影子？您为什么如此喜欢回望过去的生活呢？

曹文轩：肯定有。比如《草房子》里的桑桑，他其实很多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青铜葵花》里，虽然青铜不是我，但里边的很多东西是我看到的。比如其中的奶奶，很多故事，就是我的奶奶实际生活中的故事。包括她的形象：一头银发，拄着拐杖，站在村口，我写这个形象的时候，又看到了她。很多作品，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原型，找到原发性的事实，《青铜葵花》这个故事的缘起，也是来自生活。

作家分为两类。一类对当下非常敏感，又奇怪的没有任何历史记忆，他只看到他今天的事情。恕我直言，我对这样一批作家感应世界的方式是不感兴趣的。一个人所写的东西，还应该是经过历史积淀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可靠的，才可能对它做一个比较确切的解读和感应。这一次在南京，有位记者提了一个问题，问《青铜葵花》写的是过去的事情，还能感动今天的孩子吗？我就说这是个伪问题。照这个逻辑，我们今天不用读《红楼梦》了，它还可能让我们感动吗？我们也不可能读《战争与和平》了，它还能让我们感动吗？我们许多人把现实主义理解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非常可笑的，是对现实主义的平庸的理解。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它与载体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无关。不是说写现在的下岗女工就是现实主义，而写过去的皇帝就不是现实主义，或者不写现在，不写过去，就写幻想中的东西就不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今天发生的事情无关。

并不是过去的经验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现在发生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我每一步过来的经验都价值如山。昨天，前天，甚至是更遥远的记忆，它们和今天的经验同等价值。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东西，人没有变。人只不过改变了他外在的一些东西，但是人的人性没有变。如果人性变了，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人基本的感情方式没有变，基本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变。即使是欺骗，我也是对的

记者：可是这些深情的回望，是不是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青铜葵花》，您也说过，这是一部描写苦难的作品，包括青铜一家所经历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辛的。可是您用一种如此深情、唯美的笔调去描绘这种生活，这种苦难，这种深情和美是否有一点虚假？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去面对这些苦难，发现它们未必像您的描述一般美好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认为这是欺骗？

曹文轩：如实地反映生活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了，包括我们当下所目击的现实，写下来也不是当下，因为任何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主观性的。人已经被自己的知识、美学教养调养出来了，被调教过的人看见的生活是否是生活真正的本身，这是值得怀疑的。即使企图把这个原来的生活表达出来也不可能，因为一切已成为历史流去。流去的往事只是人的回忆，并不是本来的面目。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再现永远不可能。我们现在所说的再现充其量是一个符号学上的再现，只是一个表象，而不是世界本身。

而且作家在描写一种生活的时候，最高的境界不是如实地反映生活，而是对以往的生活进行处理，因为他应当对这个世界有所担当，有所引导，比如《青铜葵花》。他们的生活的确非常艰辛，但它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困顿的境地里，也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世界。我即使是欺骗了小读者，也是领着他们从低处往高处走。我使读者对苦难有了一个有境界的解读，我想告诉读者，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不要拒绝苦难，我们依然可以在苦难中保持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我们确实是从苦难当中过来的，但就是在那样的大苦中，有大善。我们有些作家一回到这种环境，就只看见人性之恶；如果人性全是恶的，那我们是怎么一辈辈走下来的？如果把恶看成是现实主义，把善看成是非现实主义，是一种伪现实主义。

即使是欺骗，我也是对的。

记者：这是否与您总是采取儿童视角来完成作品有关呢？

曹文轩：我喜欢采用儿童视角，还是有多种原因的。采取儿童视角，在我进入写作时，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受，感觉自己在受到净化。选择这个视角，就不可能像一些作品一样，把这个世界描绘得只有丑恶，只有残暴，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一个被过滤的世界。所以选择儿童视角，很容易实现我美学上的一些期望。

当然一个人的写作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这些，因为他的社会经验是非常广阔的。所以，选择儿童视角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它会使我们有意无意的避开了那个更广阔的、更深邃的世界。所以在写《天瓢》时，我就把这个视角给撤了，现在写着一个有关知识分子的长篇，也把这个视角给撤了。因为这些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记忆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是会经常使用儿童视角，比如《青铜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