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学人文》丛刊是一个寄寓人文情思的花园，是一个阐述人文理念的阵地，那么大学是这个花园中最灿烂明丽的地方，是这个阵地中最坚强的堡垒。只有通过大学，人文精神才能得到最广泛的推广与普及。但当下中国的大学乱象纷呈、病态已现，繁荣的表象掩盖不了落寞和郁闷的心
学人们普遍认为，大学不仅是一个机体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和精神的象征，因此独立和创新是大学精神的内核，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和通才教育是大学的外在风格，这种精神内核与外在风格的统一，才能确立大学的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立校之本是大学精神，如我们常说的“清华传统”和“北大精神”，而“大师”应该是大学精神的代表，如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
是的，中国大学曾经有过辉煌，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大学、竺可桢时期的浙江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是我们怀念的真正的大学。对历史上这些优秀大学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但时代是发展的，继承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移植，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难道不是打开僵化的大学体制枷锁的一把钥匙？梅贻琦的“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难道不是对大学时髦的“圈地运动”的警示？竺可桢的“求实”精神，难道不是对热衷于搞公关活动的大学师长们的嘲讽？胡适尊重“同等学力”，难道不是对“唯学历论”的反驳？传统是不能割裂的，大学应该是历史文明的传承者，大学精神应该在传统的积淀中成长。
大学辉煌的历史，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要拯救中国的大学，既要看重其实用意义，还要看重其精神意义，尤其是大学的价值体系的建立。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大学教育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爱因斯坦说：“有时人们把学校看成仅仅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与能力。……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可怜的社会。”所以，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大学理念，新世纪的大学理念将以人文为基调，以人文与科学精神的高度融合为主要特征。大学教育要“赋予受教育者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人道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
继承传统，养育人文，着眼未来，《大学人文》丛刊力图重塑大学精神，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中探寻大学发展方向。因此这种探寻是理性的，是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建设，在建设中思考，而不是发牢骚、讲怪话而得到一种肤浅的自我满足。钱理群先生的《大学教育十二问》就充满了这种理性的辩证思维，文章认为：知识的传授与精神的传递是大学教育任务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旧知”的积淀，后者强调传统文明的坚守；大学的建设必须坚持“保守性”和“革命性”的两面，既要防止民族文化的断裂，又要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情怀。如此，则大学精神层面的追求不至于虚空，而是有了具体的着落点。
《大学人文》丛刊把“大学”作为不变的主题词是有意义的，这将引起人们把大学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舞台上、一个更深厚的背景下进行持续的深度关注，并以现实的眼光切入历史，以历史的眼光反观现实，从而有勇气和信心促进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大学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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