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家的图书馆的新闻上了《中华读书报》的头版头条了,祝贺!祝贺!”有朋友在电话里“阴阳怪气地”跟我说。我一下子就觉得不是滋味―――准是家丑外扬了。那天,我正好收到了新的一期《中华读书报》,不用翻找,那篇题为《利用古籍受阻北大学者述说困惑》的文章赫然在焉,“苏州图书馆”几个字如金屑扎入了我的
《中华读书报》是全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报纸之一,一个地区级图书馆的这样一则不算新闻的新闻上了头版头条,作为苏州人,我不知道自己该感到自豪还是耻辱!苏图之所以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一个读书人的愿望,那愿望仅仅是复制或者钞录一本书,而且是有偿的!当然,更因为这种行为是目前中国很多图书馆的通例,也就是说,那个读书人的困惑也是很多中国读者的烦恼。
钱锺书先生是天下读书最多的人之一,而他家里藏书其实根本算不上多。他与其说是爱书如命,还不如说是爱读书如命。他没有买书藏书的爱好,于是乎读书主要靠借,于是乎尝尽了借书的苦恼。他对图书馆的“守书奴”有个奇譬,说他们像太监,守着三千佳丽,自己没有能力用,也不让别人染指。这妙喻肯定是老先生某次借书而不得时发的牢骚,刻薄但准确。
关于图书馆,长期以来,萦绕在我脑际的,是两个问题。1,是不是全世界的图书馆都有不想让人借用藏书的问题?2,如果不是,那么,在中国,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严重,引得天下士子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
去年,我在美国时,专门考察了那里的公共图书馆,两相比对,我感触良深,这两个问题也似乎都有了答案。
我对美国的图书馆最深的印象有3个。一是公共图书馆真多,分布真密集。几乎每一个社区,不管其规模多么小,都有一个公图。在世人的印象中,美国人对书的兴致远不如俄罗斯人或英国人。我不知道俄罗斯是平均多少万人拥有一座公图,伦敦是2万。要按这个比例,咱们首都以1600万人算(当然应该算流动人口),该有800座公图;而事实上,真正全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有多少座呢?
第二个印象是,那些公图的功能和所提供的服务真多,相当于所在地区的信息汇集、管理和交流中心,但凡招工招聘、招生求学、政府文告、私人声明、商品广告、专利转让、股票价格、公交路线等等,一应尽有。所以,人们需要了解什么信息,首先会想到去公图查询。图书馆不仅有书,还有其他各种信息的载体;所以,人们去图书馆,未必是去看书。公图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咨询师。相比之下,中国的图书馆功能就单一多了。
第三个印象是,真方便,真便宜,几乎完全是免费,免费上网,免费借阅,免费复制。工作人员并非因为免费而不热情、不周到,你有什么疑问或要求,他们会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计,“上蹿下跳地”帮你解决,脸上始终挂着笑,直到你满意离开,如果你的要求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得到满足,他会不住地道歉。因此,即使你的事没有办成,也会心情舒朗。
其实,美国公图的规模未必有中国的大,门面未必有中国的气派,设施未必有中国的先进,藏书未必有中国的丰富;也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未必比他们差,但软件却差之千里,管理水平、服务理念实在没法比。
理念上最大的差异在于,图书馆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有人觉得,这不是问题,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但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是关键性问题。在英语中,大家的图书馆和小家的书房是同一个词,即library;所以,在前者的前面一定要加上“公共的”一词,以示区别,“公共”这个理念也就深入人心。在中国,书房是书房,图书馆是图书馆,在说法上分得很清,所以我们很少在图书馆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在图书馆的日常管理上(包括规章制度的制定上)也就很少有“公共”的理念。
这种差异在文化深层的根源跟公图在两种文化语境中的不同起源有关系。北美第一家公图的底子是鸿儒富兰克林的私人藏书,富兰克林给公图事业树立的榜样意义是:以私为公,“我为人人”。所以,美国的图书馆从业人员能超越个人、单位的利益,能放眼全社会,公图的公共性名副其实。另外,美国的公图跟我们一样,都是政府办的,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根深蒂固的纳税人意识。公图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的,当然应该以优质、免费的服务还给纳税人,里面的藏书岂有不免费借给他们使用的道理?
中国最早公图的基础是皇家藏书。那皇帝老儿被革命推翻后,被迫把书交出来,供公众使用。他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啊。想当年,皇家图书是怎么来的?是从天下百姓家里搜刮、明抢来的,当然,也有马屁精主动送的(所谓“献书”是也,多为别有用心者所为)。不管是抢来的还是送来的,那些书一进去,就如同秀女成了宫女,“一入侯门深似海”,再也没有见天日的机会,再也没有回到老百姓眼底的可能。书的命运也是如此,那些书进宫后,就成了皇帝的私人藏书,像宫女一样,他也让太监看着,自己能读的读一下,不能读的就那么几十年如一日地放着,真叫“暗无天日”、“明珠暗投”。
不是说,封建时代已经随着辛亥革命一去不复返了吗?我们既然不能容忍宫廷里有太监,那为什么允许公图里有“公公”那样的人物?其作为、其心态以及支撑这一切的规章制度,难道不该改一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