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编辑业余作家（之一）

中国文坛不乏编辑兼大作家者。比如，叶圣陶先生是知名的三大家，即编辑家、作家、教育家。他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发现并培养了丁玲、巴金等著名作家。后来叶圣陶为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特辟了《青年论坛》和《青年文艺》，又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同时他又是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恰恰是职业为作家提供了稳定的写作环境。比如阿来，如果没有《科幻世界》的职业，很难说用十年功夫去思考、构思长篇《空山》。而且因为他们从事编辑工作或与文学相关的工作，给作家在这个圈子里提供了很多方便；职业同时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如果纯粹的写作，可能会有商业上的考虑，与现在的写作方向不可能一致。因为写作不是谋生手段，写作上便相对自由。如果关系处理得好，职业对写作应该有利，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体验。比如铁凝，她身为河北省作协主席，日常性工作很多，她推掉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有些她也不推掉，介入工作可以为她提供新的写作经验。这个事情很难严格定义。也有一种情况，写长篇的作家可能会感到工作对他的约束。

赵长天：《萌芽》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成果　比任何一部作品都重要

当专业作家一直是赵长天的梦想。30多年的写作经历中，很多时候他别无选择，在与文学若离又若即的工作环境中，他的梦想一直未曾实现。

70年代初，赵长天在空军部队报道组搞新闻，正好碰到林彪事件，上级命令空军人员不得离开驻地。不能出去跑新闻，赵长天便待在机关里写了篇散文，投给《四川日报》，很快发表了。后来部队组建文工团，需要创作人员，在报纸上看到赵长天的文章，便把他调到文工团，进入成都空军创作组。当时的环境没法搞文学创作，1976年赵长天复员后，选择了工厂。文革后，《上海文艺》（1979年更名为《上海文学》）复刊了，赵长天在上面发表了《快板连长》，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影响很大。后来，他陆续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些作品。1982年，赵长天调任上海航天局，任宣传处长。

1985年，上海市作协文联分家，筹建作协，征求赵长天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到作协。一直想当专业作家的赵长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去作协后，主席团开会成立书记处，任命赵长天为常务书记。本来以为可以搞专业创作，没想到常务书记这一秘书长的角色，带给他的是更为琐碎的行政事务。

1995年，秘书长的职务还没辞，赵长天又被任命兼职《萌芽》主编。当时的《萌芽》发行量只有1万份。赵长天先去了做市场调查，发现定位为青年文学刊物的《萌芽》，读者主要是中年人，他们是《萌芽》的铁杆读者。中学生、大学生中，没有人知道《萌芽》。青年文学刊物，最后弄成中年文学刊物，也许将来会变成老年文学刊物。所以赵长天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重新定位。80年代，《萌芽》的口号“青年作家的摇篮”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这毕竟是小众的定位，何况到了90年代，期刊进入市场竞争，定位必须在大众。赵长天决定把定位修整为“提高文学修养”。对于青年人来讲，提高修养是必需的，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作家。定位的转变，冒着相当风险。当时有很多不同意见，一向走高雅路线的《萌芽》介入大众商业的东西，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赵长天就一个目标：必须让年轻人爱读。他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尝试多种方式把读者吸引到杂志上，一年多的时间，《萌芽》发行量增加到两万多份。这时，赵长天又发现一个问题。《萌芽》不仅是读者老化，作者也老化，没法吸引年轻读者。最好是搞作文比赛，按《萌芽》的标准找一些好文章，好作者。《萌芽》缺乏号召力，那就和大学联手。好在大学教授和赵长天的看法比较一致，希望多渠道地选拔到优秀的、有才华的学生。

“新概念作文大赛”就这样开始了。目前为止，大赛进行了七届，韩寒、张悦然、郭敬明、小饭……当前大部分活跃的年轻作家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或是从《萌芽》冒出来的。

现在《萌芽》的发行量达到50多万份，在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萌芽》把年轻人重新吸引到文学中间来，这是赵长天很感到安慰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后，收到众多的小读者来信，他们说，写作原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以这么有意思。赵长天说：“我们喜欢文学也是从中学开始的。中学生其实对文学非常热爱，天然有种表达、诉说的欲望，对文学有天然的亲近感。我们只是文学的阶梯，让大部分年轻人接近文学、热爱文学。”

但是，一直没有多的创作时间，这使赵长天处于很不甘心的状态。在作协任常务书记，他常给人家放创作假，自己却从没有过创作假。创作了5部长篇，几十个中篇，都是利用晚上或者星期天的时间。他只请过一次20天的假，写了一个长篇《天命》。赵长天说：“我自己觉得写作是有问题的，很难投入地创作。特别是写长篇，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但是我没有完整的时间。如果研究我的小说，会发现我的创作始终处于比较冷静的状态，缺乏该展开的部分，比较平，冲击力不大，爆发不出来。我自己很明白这个问题。但我进入不了，老被打断。”1995年，他的中篇《不是忏悔》获得上海市第三届长中篇小说奖。在颁奖大会上，赵长天说：“得这个奖我很高兴，因为有机会可以证明我是可以写作，不是只能做秘书长的。”他非常希望能有机会证明自己能写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样的机会从来没有过。

过去，赵长天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行政工作，从事专业写作。现在虽然也没有办法拿出整块时间创作，他却不会放弃编辑工作。他认为编辑这个职业，不一定比写作没有价值。《萌芽》渐渐步入良性循环，在市场竞争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赵长天每天都要到《萌芽》杂志，他没有办法丢掉这份牵扯着所有编辑利益的《萌芽》。对他来讲，从行政干部到作协，再到《萌芽》，他的职业和创作始终有矛盾，而且无法解决。但是，他说：“萌芽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成果，比任何一部作品都重要。”

赵长天有个创作计划，长篇开了个头，却进入不了写作的氛围。他认为中国没有很到位的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他很想写一部知识分子的长篇。“如果写出一部很一般的作品，还不如不写。要写，一定是别人没有写过或者没有达到水准的作品。当编辑容易眼高手低。编辑过程中会不断考虑、分析人家作品，不断地会对作者提出要求，老觉得不满意，临到自己写的时候，标准高了，不知道自己能否达到表达的水准。我不敢自信地说，一定写出非常优秀的小说，我可能写得比过去好一点。”

阿来：我最终要回到写作上去

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后，有4年的时间，阿来到处寻找出版机构，然而没有人肯接受这部作品。原因有二，一是少数民族题材敏感，二是市场化的环境下，这类纯文学的小说不卖钱。阿来感到很奇怪，他发现中国的出版界出现一种病态，他们假想读者在市场化的口号下庸俗化，认为要满足读者需要，只能是往俗里做。读者有分众，他们的需求是有高低的。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真正做到市场化。有一点选题、一些炒作，并不算完全市场化，他们没有做认真的市场调查。一位出版社的社长是阿来多年的朋友，他对阿来说，你的书我一定出，亏钱也出。阿来毫不犹豫地拿回了自己的书。他说：“我希望你赚钱，也希望我也赚钱。你没有认识作品的价值，不只文学的、美学的，还有市场的价值。”

《尘埃落定》不能顺利出版，阿来反思了很多：“我在想，中国的出版出了什么问题？不俗到死不罢休，不暴利到死不罢休。我希望有机会尝试一下，可不可以不言情，不武打，不侦探，不香艳地来做文学。”

1997年，《科幻世界》面向社会招聘人才，阿来离开阿坝文化局，来到杂志社，并推却了《科幻世界》给予的领导职务。从一名普通编辑做起，很快，阿来以自己的工作、见识和理念，赢得大家的信任。阿来坦率地说，到《科幻世界》之前，自己不知道科幻是什么，但是如果对一件事情发生兴趣，会很快地投入其中学习。半年后，阿来做了策划总监，之后又任《科幻世界》总编辑，《科幻世界》又派生出《科幻世界・译文版》，《科画刊》、《奇幻世界》，从十几万册的发行量发展到四十多万。

阿来认为，中国是科学意识很差的民族，中国青少年第一需要想像力。我们的文学有责任培养这个能力。阿来曾组织过读者问卷，回收的3万份问卷中，70%的读者都是高中生至大二的学生。这使他感到安慰与自豪：“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是少年中不知不觉中埋伏下来的东西，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这些阅读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现在的阿来，依然每天和同事们一起，甚至提前十分钟打卡坐班，他没有因为创立了一个杂志的优秀品牌而居功自傲，也没有因为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需要创作而迟到早退。《科幻世界》越做越大，也许将来会发展成集团，但那只是量的积累，最初创业的艰难和动力没有了。也因此，阿来想离开《科幻世界》。出版对阿来，是一段宝贵的经历。他在这里体验到创业的艰难，与朝夕相处的同事共同打造了一个《科幻世界》的神话。但是，他的根本性的追求，不是出版人，他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写作上去。他说：“《科幻世界》给了我深刻的体验和自信，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刊物占用我50%的精力，我也会考虑不离开。将来退出《科幻世界》，我将会集中两三年时间写作。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需要每天写作的人，只要把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就行。我肯定会远远离开出版这个行当，去做完全不懂的事情。这是个学习的过程。”

阿来认为，作家这样一个职业，对社会是不正常的，是虚假的，这不是作家的方式。但是你写作外有一个职业，使你跟社会有了接触的点，没有人把你看成一个作家，你就是出版商，对一个印刷厂的老板来说，就是给他们提供赚钱的机会；对政府部门，就是为他们提供可以服务的对象……这样你对生活才有真切的体验，而不是深入。在《科幻世界》的几年间，阿来有两点最重要的收获：第一，这几年，《科幻世界》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感同身受。将来也许不会直接写这种东西，但人生的很多经验是相通的，他对人性的复杂性认识的更深刻，改革不是电视剧写的那么简单。二，对自己更加自信，一个男人需要成功，如果两三个方向都成功，很能提升一个人的自信。我的自信不是偶然的成功，而是带着一些理念。写《尘埃落定》，大家不那么写我偏那么写；做《科幻世界》，别人认为办不下去，我偏那么办。我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找到刊物和读者牢固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我将来做别的事情，或者写作，将坚持我个人的探索。至少我的读者是需要这些。

这几年，不论阿来的个人写作还是杂志运行，都证明了阿来的想法―――文化不需要做得那么低俗不堪，公众中有相当健康的、高雅的、正当的需求，而文学对这个需求满足是不够。这个成功，给我们的出版界和文化界应该带来一些启示。

何建明：大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应该是文学家

今年“五一”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何建明是全国惟一一位以作家身份进入全国“劳模”行列的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执行副总编的何建明，曾创作出《落泪是金》、《根本利益》、《中国高考报告》和《北京保卫战》等享誉全国的作品。这位以关注弱势群体、歌颂北京“抗非”战斗和反映重点工程建设等重大题材为创作对象的作家，在近几年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一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而且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表扬。到《中国作家》的十年，是何建明创作的高峰期。他的几部有分量的作品都是这十年完成的，其间，他得过两届鲁迅文学，两个徐迟报告文学奖，五个全国年度报告文学奖，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优秀报告文学》选编中，都有他的作品。好多人以为他是专业创作，其实何建明70%的精力放在编辑工作上，写作时间很少。

在《中国作家》，何建明主要担任广告、创收、发行等方面的工作，行政事务繁多。何建明认为，文学刊物有导向作用，一个刊物要有影响，必须发大作品，有冲击力、震憾力的作品才能吸引读者。《中国作家》渐渐形成以长篇为主的风格，有时一本杂志只发一部作品，《马家军调查》，《落泪是金》等作品发表后发行量达到十几万册。看到刊物和作品有反响，何建明发自内心地高兴。《落泪是金》发表后，中央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写作对象的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本利益》发表后，很多百姓扛着铺盖到北京找何建明打官司，这对他触动很大，更感觉到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过去大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都是大作家，现在这种情况弱化了很多。一般来说，好多编辑当久了很少写东西。何建明倒觉得，文学刊物的大编辑，应该成为文学界的作者或大作家，这样才能把握大刊物的质量和导向。如果编辑不是作家，对作品感觉有差异，对文学和刊物发展也有影响。怎么才能处理好编辑和写作的关系非常重要，二者既矛盾又统一。高明的主编重要任务是要考虑报纸、刊物发展的战略，不是大家，怎么能使刊物引领文学的潮流？他认为，对于创作来说，做编辑对文学创作是有好处的。看稿多了，自然有感觉，对创作有些触动，对一些题材以及对创作技巧、结构的把握会有所提高，但这也因人而异。对何建明的创作来说，这种帮助很少，他喜欢独立写作。何建明说，当编辑又写作对自己来说是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他写长篇比较多，别人下班了他在写，别人放假了他还在写。出去采访也是跟杂志的工作结合起来。出去一周，实际上是完成两周的工作量。最近这几年，他的作品都是利用长假完成的，他已经连续四个“5・1”长假没有休息过了，利用这一长假，2000年完成《中国高考报告》，2002年完成《根本利益》，2003年完成《北京保卫战》，2004年完成《永远的红树林》，今年“5・1”，他又跑到华西去采访。

如果有机会专职写作，何建明说自己会考虑放弃编辑的职业。“我更倾向当作家。刊物的这个担子太重，太累。当副主编，承担是的整个杂志的工作，创作纯粹是独立的行为，需要全身心投入创作。我现在有70%的时间要投入到杂志中去，而且总被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情绪。”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何建明已全部排满，他每天要写5000字，才能完成写作任务。这样繁重的写作任务，他却一直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这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写作立场和观念。他总不太满意当下的一些作家缺少时代的主流意识，并不是非写主旋律作品，只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完成大题材，而这方面恰恰是缺少的。他说，很多作家跟主流生活脱离，有些边缘化，生活处在贵族状态，很少接触现实生活，靠网络或媒体的信息了解、感受生活，这和实际生活的差异很大，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我们应该有激情去感受生活完成主流生活的主流作品，表现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行。

金娜：办刊物和写作，两头对我都有致命的吸引力

1998年大学毕业后，金娜进入《电影故事》，当了一名记者，多年的记者生涯使她受益匪浅。她说：“做记者非常好的一点是，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和通道，了解平时人们了解不到的文艺圈中泰斗级人物，像张艺谋、陈凯歌等等，他们每个人都有成功的不同因素，迅速进入他们思想的层面，对年轻人的成长很有帮助。他们教给我一些道理，也许只是阐述他们的观念，但是对我很有启发。拍电影常常选择冷僻的地方，我的工作要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如果你擅于感悟，会发现行走本身带来很多智慧。我在行走过程中发现新的东西，视野开阔了。此外，当记者的人，善于察言观色，这不是贬意词，证明有你细腻的灵魂和感觉的触角。长期以来和著名的大师聊天，真是需要察言观色，因此看人看事情，会比一般人敏感。这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必备的。”

回顾那段快乐、紧张而充实的生活，金娜觉得很欣慰。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些事都做了，而当你打算写的时候会发现，你是为工作，实际是为自己的写作积累一些经验。如果有可能，应该尽量追求自由的生活，尽可能去尝试各种不可能。

金娜很快成为《电影故事》的主力记者，撰写了大量文字，有时一期写了三万字，几乎半本杂志是由她主笔。写字是枯燥的，如果没有耐心和积累，会坚持不下来，但因为长期不断地在写，文字完全没有障碍地在笔尖或者键盘上流动，这种流畅的感觉令她心驰神往。2004年10月，金娜上任《电影故事》主编，做一本有着53年历史的专业电影杂志的主编，面对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当时金娜还不足30岁，是文广系统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上任后，她改组了《电影故事》的经营管理结构，联手上影电通改组杂志，吸纳资本，将64页的月刊改版为128页的半月刊；之后重建内容、发行、广告团队，并联手电影频道举办“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上海市大学生电影知识大赛”等大型活动，参与制作几档电影栏目，目前正在筹备全国范围的电影剧本征集活动。她以自己的学识和魄力赢得了同事的信任和尊重。

金娜从小非常热爱写作。在她的内心，一直把写作放在神圣的位置。以这种心态写作，金娜的《上海浮世恋》不会令人失望，三个月不到，发行量1.5万册。同事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无法想象金娜是什么时候写作。她笑着解释：“我的生活极其简单，几乎是24小时工作制。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白天做一个职业经理人，抓选题，谈项目，开拓各种合作渠道，为了杂志社十几口人的美好生活奔忙。会发现遇见的每一个人起码有一点、或者一句话入得了画，进得了文学。晚上做一个文字的苦行僧，打字直到身心俱疲，写到枯竭，再也写不下去，歇笔，睡觉。只要有感觉就写。我相信一句话，当你坚定不移地写下第一个字，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办刊物和写作，金娜都放不下。放不下就说明两头对自己都有致命的吸引力。她说：“好在我总是从好的方面想遇到的困难，就像我总是从坏的方面想可能碰到的机遇。我自省，是这个世界上很少的拥有多重角色的人，我始终对自己，也对我们的员工说，学会‘额外付出’，如果一个人只做交待给你的事情，那你永远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她想，也许有一天会有放弃编辑，专职从事写作这样的幸运。但今天，她依旧在多重角色间承受巨大的压力，也获得巨大的快乐。除非哪一天，她觉得那些繁忙的日常事务让自己非常不快乐，她会放弃。“到现在为止，尽管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过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有时候会对我表示同情，但他们并不知道，其实我正偷着乐呢。逛街、泡吧，尽管我的小说中会出现这种场面，其实生活中我几乎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相反，每当我开始写作，而不是去逛街的时候，我都被一种巨大的快乐所笼罩，认为自己在做上帝希望你做的事情。为人类文化奉献着，我始终觉得无私奉献是一种美德，应该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尽量献给一种非凡的事业，哪怕这能力微不足道，但我坚信，每个人只要有心奉献，就别在乎能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