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雄无语》以后，看项小米的作品不多，然而她毕竟是一位有眼光、有表现力的作家，最近读到她的新作《二的》（《人民文学》2005年第3期），又有一种多少滋味在心头的感觉。作品少了一些书卷气，增添了许多平民百姓的生活气息。写的是市民社会，又是农民生活；是富人的杯水之欢，又是弱者的终生遗恨；是城市的繁
小说的名字挺怪：“二的”。一个农村孩子的名字，主人公小白的妹妹，排行老二的意思，与文中“三白”、“狗剩”等人名，凸显了贫穷历史积淀下的文化贫困，也表明这是一部写农民、写“草根”的小说。
故事的表层是一个当代聂赫留朵夫的“始乱终弃”。也许这种性关系上的堕落和悲剧，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只要有适宜的环境，总会发生。但是《二的》在这个主仆悲剧中渗透出更多的，一方面是作者对个别先富者的灵魂审视，是看到人们争相进入富裕领域时的一种冷静和清醒，更深入的是对农民、特别是对农村姑娘的深切的人文关怀，是对身体健康与城里人并无二样的农村姑娘为何一代一代多数总是成为弱者的深深的文化反思。
作品采取双线复式结构，一条是聂家及小白在聂家的故事，一条是小白的农村家乡，小白的成长历程。聂家是当前发达城市中典型的中等阶层，男主人年轻有为，事业有成，经营业务常在数百万元之上，收入颇丰，基本是老母妻女想要什么就能买什么的情况，然而家庭关系，婆媳之间、夫妻之间、长幼之间，却矛盾重重。男主人事业上绝顶聪明，对家庭事务上却只知道用钱办事，然而钱可以买来家庭状态的稳定，却买不到和谐，买不通情感。在合适的土壤下，男主人的情欲必然地发泄于女仆。聂凯旋的故事极普遍而典型地反映了在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正在进入富裕阶段时，精神、道德、文明，是否做好了准备的问题，如何对待尚未脱贫的弱势群体的问题，贫富悬殊、城乡差别所引发的社会和伦理问题。事实是相当多的人可能没有做好做富人的文明准备。聂凯旋的故事发人深省地提出了富裕到来之前精神、道德、阶层、城乡等个人与社会层面不仅要与贫穷大力斗争，而且有一个如何准备进入富裕的问题，如何避免或减少富裕会引发的社会问题。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小白的故乡，小说更主要的脉胳也是写农村姑娘小白的命运。情节在聂家主场中不时跳跃地闪回到小白的家乡。小白在家中是长女，六、七岁就开始割草、带妹妹。让她从小困惑的是，父母总是不疼爱她和妹妹二的，自己学习成绩特别好，娘却不让她继续读书，二的特别聪明，父母却特别不喜欢她，而对弟弟三白却是一千一万个好。当她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三白两腿之间与自己的不同时，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和三白的性别差异就是自己和妹妹二的受尽委屈的原因，以至狠狠地虐待了三白一下，并且成为她长大后对异性恨依交加的情结。伴随生产力低下与贫穷，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千百年来很多农民固执地认为男人才是生产者，是财富带来者，女人是泼出去的水，是生儿育女的工具。重男轻女的文化偏见造成了小白和二的从小难以走出弱者的地位，她们从小就不断牺牲自己，不仅为父母分担劳动，而且为兄弟的生存让路。小说在一个繁华的城市背景下，描写小白姐妹成长追求中的悲剧命运，鲜明地映衬出经济发展中帮助农民的艰巨性和具体性，映衬出在加快发展、加快致富过程中，在缩小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的具体问题中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性。正是这些反思的视角使小说人物的色彩不只带有悲剧性，而且具有清醒的认识性。小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作者充满对小白的同情，却没有对她的粉饰，反而又写出了贫穷的压抑、有钱环境的诱惑熏陶，竟使小白最终顺从了男主人的强暴，成了情人，写出了不只是有钱人，包括弱者、农民工，在面对富裕来临之前，都有净化自己价值观，坚持人生理想信念的问题。
《二的》的故事让人不由得想到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然而《二的》的结局却与《复活》截然不同。《二的》中的“聂赫留朵夫”―――律师聂凯旋，灵魂没有丝毫忏悔，更没有复活，他用5500元给小白以补偿，而后一走了之，身体得到了解脱，灵魂却彻底毁灭。而《二的》中的农村姑娘小白，没有像玛丝洛娃那样沦为堕落，而是以不辞而别表示了她所能表达的抗争，又在出走前以德报怨，救了主人女儿一命，以卑微之躯达到境界的崇高，也给小说增添了一点善和美的亮色。而她的出走虽然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表达的一种愤恨，一种对劳动致富、对尊重她人格价值的更广阔的经济社会空间的追寻，同时却又是一种漂泊不定生活的开始。她的教育水平，她的技能资源，能给她对城市、对富裕的追求带来多大的回报？她在巨大的城市中，在经济的人海中，能不能找到应有的位置，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未知。小说结尾因此而有了相当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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