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同志攻读科技哲学专业硕士学位毕业于1997年；攻读科技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于2003年。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对现代生物技术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和反思》；博士论文题目是《克隆技术的价值及其社会作用的论争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整理出版了《后克隆时代的技术价值分析》一书。
事有巧合，在1997年2月，当刘科
在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任何形式克隆人的决议表决中，为什么会出现严重分歧？显然这和一些媒体过分渲染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危害”是分不开的。记得在1997年8月，即“多莉”羊出世后不久，当时克隆人问题也迅速成为一个社会热门话题。一次在乘广州到北京的火车车厢中，我与几位乘客闲聊时谈到克隆与克隆人问题，有位旅客似乎是很有见地的认为：“西方国家最害怕克隆人了！他们不仅怕克隆出希特勒，因为他们深受过希特勒法西斯的侵害；他们更害怕克隆出整个列宁，因为列宁领导的革命要推翻资本主义世界。”回顾当时在车厢中的谈话，对照刘科在书中的第五章“克隆技术在科学界的论争”和第六章“克隆人问题的伦理论争”的有关论述，就可以弄明白在那位旅客关于克隆人的谈话中，对克隆技术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即把克隆出的“自然人”与后天成长的“社会人”混为一谈；把克隆技术，甚至克隆人都看作像复印机上“复制”材料那样简单。
从“多莉”出世到联合国“禁止任何形式克隆人”的决议出台，即从1997年2月到2005年2月，整整八年来，克隆技术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克隆羊”、“克隆牛”、“克隆鼠”等克隆动物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涌现。刘科的论文面对克隆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实，作出了自己冷静而又客观的分析，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克隆技术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以及期望通过克隆技术来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之类的生物进化价值。特别是在严格区分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的前提下，对其医疗保健价值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克隆技术不仅可以研制出高水平的新药，而且可以克隆出可供病人移植的器官或组织，以治疗诸如各种遗传病症、癌症、心脑血管类疾病、艾滋病等之类的顽疾。但同时指出了体细胞克隆技术尚处于发展阶段，具有“不彻底性”、“不成熟性”和“有限性”，不似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完善和成熟，还需要人们以“持重而平静的心情”、“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这项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
我国代表苏伟为什么在联合国“禁止任何形式克隆人”的决议投票中投了反对票，就是基于与我们相同的认识：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复制人是不同的。治疗性克隆拥有巨大的医学潜力，如果加以适当监控，就不会存在根本性的伦理之争和其他问题。
历数八年来世界上克隆技术的发展情况，仔细对照刘科《后克隆时代的技术价值分析》一书中的各种评价分析，使我们感受到这种评价是全面的、系统的，又是客观的、不带偏见的。他在充分肯定克隆技术发展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了一些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分析了传媒对克隆技术的传播功能及其误导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并结合我们的国情，为创建朝着造福人类之目标而进行治疗性克隆研究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政府合理地对这项技术进行有效调控等都提出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因此，该书的出版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后克隆时代的技术价值分析》，刘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