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著名的企鹅现代经典文库（Penguin Modern Classics）首次收入了一部中国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有评论家指出，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颇具标志意义。
英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朱丽娅・洛弗尔）日前在《卫报》刊出长文，以《大跃进》（Greatleap
forward）为题，回溯中国现代文学的西进，并剖析了它在世界上影响甚微的原因所在。
文章首先对比了中日两国在西方世界映射出的完全不同的文学图景，并认为，冷战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50年代，作为美国改造军国主义日本，借以抗衡共产主义中国之计划的扩展，美国出版商诺普夫（Knopf）书局精心选择、翻译了一批现代日本小说，并以此构建出一幅温情脉脉、忧郁敏感、充满异国唯美情调、与战前穷兵黩武、侵略成性的好战国家全然不同的日本文学图景，将其贩售到西方，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为那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后来则以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最为西方读者所熟知。
日本文学进入欧美主流出版界之时，“竹幕”掩映下的中国，其富于真知的现代作家和作品也与西方隔绝。在英国大学课堂上出现的中国文学，以政治挂帅之作为主。因而在英语读者的心目中，对中日两国的文学一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印象：中国文学是枯燥的宣传工具，日本文学则充满了美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在文学评论界，扬日贬中的惯性思维也延至今日。
（需要注意的是，蓝诗玲对中国文学现当代时期的年代定义――19世纪末至1976年为现代，1976年后为当代――与中国学者有大不同。）
文章说，中国现代小说过去至多被视为关于中国状况的某种信息来源，或是更糟的一无是处。但是，此种局面现已大为改观。企鹅现代经典文库首次收入了一部20世纪的中国小说。虽晚于日本文学之西进五十年，但中国小说以如此形式突临于英国读者，仍好比一次大跃进。
此书即钱钟书的《围城》，原作出版于1947年，不久即被从中国文学库中抹去，1976年之后，才为中国读者和评论家重新发现，并被奉为现代经典。
蓝诗玲介绍了《围城》的内容，然后说，企鹅的这一版本难称完美，它采用的是1979年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没有灵性的老译本，其对话的翻译，尤其呆板而没有特色（woodenandunidiomatic）。英国主流出版社的轻率由此可见一斑，似乎已先入为主地认定了中国文学在美学上的贫乏，从而丧失了对译文质量的要求。
在过去20年间，英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但轰动之作几乎没有。究其原因，恐系以往译文对原作的曲解，使英语读者缺少对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认识，从而大大影响了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解和欣赏。
很多出版商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不仅少有人知，也缺少文学价值，难以吸引读者，因而在编辑过程中马虎行事，令大量粗劣的译文轻易付诸出版。
或许由于中国文化距离英语读者实在相距过远，中文之艰深亦是难以逾越的屏障。而两相对比，中国当代电影――特别是张艺谋的作品，却在国际上大获成功，盖因电影无需过多为语言的翻译问题操心。
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上影响甚微的另一个原因是，100年来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使作家承受了过多关于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的重负，文学创作因此屡遭毁弃。
蓝诗玲女士将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分别比作中国的伊夫林・沃、屠格涅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并指出，优秀的中国文学同样具有普世意义，而不仅仅是一国历史简单的窗口。
在文章的最后，蓝诗玲开列了一份英译现代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名单，算是对英语读者的一个普及性介绍。其中有曹雪芹（《红楼梦》），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鲁迅，马建（《红尘》，蓝诗玲曾在文章中力推此书的英译水准），钱钟书（《围城》），沈从文，韩少功（《马桥词典》，译者即蓝诗玲本人），萧红（《生死场》），杨绛（《干校六记》）和张爱玲（《金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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