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直达，亦即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直达列车，它中途不停站，夕发而朝至，与飞机相比，最大的好处是按时出发、准点到站，并且不会被人为地取消班次。我在北京有个家，上海也有个家，因为女儿在那里工作，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往来于两地之间。自从京沪直达车开通，我便成了它的常客。傍晚拎着皮包上火车，做个梦的光
但要转换京沪两地的习俗和观念，可就没有这样方便快捷了。
京沪直达车分别由北京列车组和上海列车组承担服务工作。从表面上看，很难发现二者有什么不同：一样的车厢，一样的床位，一样的餐厅，一样的广播词，一样的主持人亲切可人的声音。甚至列车员的长相也都很相似。但只要你跟车走一趟，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上海列车免费送一份晚餐，形同飞机上的盒饭，主食、菜肴、点心、水果一应俱全，不用带“便当”也不会饿肚子。车厢里的暖水瓶总是灌满了水，旅客随要随倒不用出车厢门。火车启程后，列车员会到每个房间给乘客介绍各种设施的用法，顺便给每位客人送上一套毛巾和牙刷，你要不要都无所谓，她们的“心意”全在里面了――要想利己先得利人，信息社会的核心观念不就是“双赢”和“多赢”吗？而北京列车组可就没有晚餐送了，一张火车票一个床位，其余物件一律自带。想喝开水，自己去两节车厢衔接处的饮水机上接。北京人认的不是举手之劳的“利”，而是天经地义的“理”：本来嘛，世上哪有“免费的晚餐”！无论乘客如何提意见，无论旅客如何流失到了上海列车的怀抱，北京列车都雷打不动，犹如火车咬住轨道一样地恪守自己认准的“理”，只要找到了“理论根据”，即便无利可图，心理也得到了平衡。
笔者就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上海友人寄来一份快件。北京的快递公司收到后打来电话，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心里犯嘀咕：我住什么地方，快件的地址栏里不都写着的吗？后来才弄明白，他们公司只送四环以内的快件，四环以外的一律不送，只能自己去取。而我恰恰就住在北四环以外，虽然与四环只相隔一条马路。考虑到快递公司地处南四环以外的丰台，我自己去一趟，既费时又费钱，不如请他们叫辆出租车替我把快件送来，大不了出租车费我自付。但对方不允，理由是他们公司没这个规定。经我再三请求，对方答应“那就请示请示”。过了两天，我打电话询问“请示”的结果，对方说：“请示过了，领导说我们公司没这个规定。我们立马就把你的快件退回上海。”快件变了慢件还要退回原址，我一听急了，语无伦次之中，搬出“要向消协投诉”，“要向媒体公布”一类现代生活防卫“武器”相“威胁”，可对方意志坚如磐石岿然不动，无奈之余我只好甘拜下风。在北京，像这样明知自己吃亏却甘拜下风之事，我已经历多多，维权意识也就江河日下了。我自认晦气把情况如实向上海朋友禀报。哪知过了不到五分钟，就收到上海快递公司总经理打来的电话，他连连用上海普通话向我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并很快派人租了一辆车，到丰台的快递公司取来快件送到我手上，而且分文未取，搞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南北反差如此之大，犹如京沪直达车的晚餐是免费还是不免费一样泾渭分明。
火车抵达北京，映入你眼帘的第一印象，便是以元大都城墙为背景的大屋顶建筑北京站。接下来，你在不经意之间，就会邂逅众多举世闻名的历史遗迹，例如高墙巍峨的故宫、天坛、恭王府、颐和园……直通古今的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德胜门……即使到了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排头兵的信息时代，北京也无时无处不抖擞着六朝故都之威风。祖宗的荣耀辉煌，时时反衬着今人的相形见绌，所以北京的新式建筑便一个比一个雄伟恢宏，或许是为了承继祖先的大气与霸气，却令路人望而却步。享受祖宗的恩惠是北京人的幸运，但是也让北京人久违了“物竞天择”，折损了自身的勤劳与智慧。外地人来北京，仿佛走进了迷宫。北京的公共场所，热闹如王府井地下铁、火车西客站，都很少有指路标记，有马路而无路牌的情况更属常见，令你时不时为找不到出路又没有服务员可咨询而晕头转向。在北京，大小商场“一问三不知”是常有的事。如果你想对有欠价值的服务提点意见，等待你的多半是据“理”反驳，一不小心，“上帝”就掉进了诡辩的陷阱。
笔者曾在某知名移动电话公司办理话费单邮寄服务，可是一连三个月都没收到话费单，打了好几次电话也没结果，不得已去了该公司设在王府井的一个办事处。接待小姐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就认定是我的地址写错了。我请她从电脑里调出地址来核对，一字不差。她又说，一定是邮局送错了。我答曰，邮局不可能每次都送错。她提高嗓门说：“我们每天要送出几千封信件，邮局出错是常有的事！”和她周旋了好一阵，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我只好打住，因为她输不起面子，我输不起时间，看来要她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其艰难程度可能不亚于要求日本某些政要向中国人赔礼道歉。由此，直到本文落笔，话费单仍然与我无缘。生活在北京，怎一个累字了得！所以，北京人喜欢找理由“减减负”也是可以理解的。只可惜该减的没减，不该减的却减了，千年护国寺开起了缝纫厂，给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圆明园下放给农民搞开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面目全非。
上海就不一样，上海没有历史，上海就不跟你比历史，而和你比现实。参加上海人的饭局，你可以咨询哪几种股票最合算，哪里的房子升值快，孩子上学读哪所学校最容易考上北大清华学费又不算最昂贵，哪家公司的产品质量不比名牌差价格却比名牌便宜等等；就像你在上海街头问路，对方可以花上好几分钟详尽地告诉你，乘哪路车省多少钱、乘哪路车节约多少时间一样。从京沪直达车出来，踏进上海的街道，清晰可见的路牌指引着摩肩接踵的行人有序地分流。上海的路名多以全国各地的省市名称命名，东西向大致为城市的名称，南北向大致为省份的名称，于是就有了四川路、湖南路、福州路、乌鲁木齐路……甚至还有襄阳路、瑞金路、哈密路、滇池路……一个外地人到上海看见这些迂回曲折的大道小路就有了回家的感觉。笔者在上海的家附近有一个十字路口经常塞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决定建一段高架路。但不知什么原因，施工进行了将近一年还未竣工，给周围的居民带来很大的不便，于是我鼓足勇气，以“一个上海市民”的名义，给上海主管道路交通的市长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没想到两个月后，当我从北京返回上海时发现，施工的道路不仅完全建好，而且道路两边的绿化带已是草木葱茏，鲜花盛开，道路中间还竖起了绿油油的铁艺栅栏。也许这一切并非与我那封信有关，但在我心目中，这是上海最漂亮的一段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是上海人深入骨髓的信念；“做什么都要以人为本做到最好”，这是市场竞争之花开出的敬业乐业之果。在这样的观念打造下，上海的高楼大厦“摩登”好客，上海的出租汽车干净舒适，上海路边维持交通安全的老头、老太太，也个个攥着一股劲，大有“我不负责谁负责”的专业精神。上海市民爱用“我们上海的地图每隔一个月就要换一次”来形容自己家园日新月异的变化。可是，在几年前的一次人代会上，当时的市长却代表政府向市民道歉，说是在城市大规模的拆迁中，人民受委屈了。有这样的市长就有这样的市民。在上海的商店里，只要你有求，服务员就有应；你有意见，服务员就会说“对不起！”就立马改进。引进市场机制使上海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海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不请自来。据媒体报道，仅去年一年，流入上海购置房地产的外地资金就达220亿，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佐证。
有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台湾朋友，带着丈夫、孩子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后去了上海。这是她第一次到上海，没想到刚过了三天就打来电话说，她太喜欢上海了！我问何以见得，她的回答意味深长：“在上海，我感受到做人的尊严。”为此，她和她的美国丈夫决定在上海买套房子，为的是“每年寒暑假可以回来住一住”。当然，也有另一种选择。我女儿最近生了个儿子，她决定举家搬迁到北京，目的是为了让儿子学点“北京人的大气”。如此一来，我就要向京沪直达车说声“拜拜”了。我衷心祝愿它不仅越跑越快，而且让两地的差距越跑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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