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丝・米歇尔在新喀里多尼亚流放地。
“雨果年”之后，法国现在又迎来了“路易丝・米歇尔年”。除G.西蒙撰写的《维克多・雨果与路易丝・米歇尔》外，今年重版和新版的路
少女时代，路易丝・米歇尔就跟雨果结为诗友，将自己的处女作寄给她心目中“本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游吟诗人”，并在《献给诗人维克多・雨果》一诗里颂赞他“心底充满爱，声音响彻苍穹”。她最欣赏雨果在《奥林匹欧的哀愁》中关于“两心息息相通”的妙语，动手用松木制作了一架诗琴，专门为雨果弹送“最温馨的谐音”，总得到对方衷心的应和，热情的鼓舞。1850年，米歇尔小姐在外省居住的沃龙古尔古堡被拍卖，母女俩被迫离乡背井时，她写信寻求雨果的庇佑，凄楚地吐露心声：“雨果，您定会懂得，一个囚徒是多么珍爱在自身孤寂时闪亮的一线阳光。让我来向您倾泻我的心思，就如同您坐在壁炉前那把我祖母空出的扶手椅上，跟我手搭着手・・・・・・”她敞开浪漫的情怀，只向雨果一个人描述了自己在古堡的青春岁月，让对方仿佛看见沐浴月华的草地，浮掠水面的垂柳，听到了乡野晚祷的钟声，也不禁随之心悦神怡。
翌年秋，路易丝・米歇尔两度去巴黎见了雨果。然而，她在《回忆录》里提到此事时，对两人的幽会情景始终讳莫如深，引发诸多猜想。《费加罗报》记者善绍尔授引一个知情女子的话说：“路易丝在玛依古堡见了维克多・雨果两回，在对诗人的仰慕上又萌生了热烈的爱情。”这个见证人还认定：“相当频繁的通信使失衡的头脑慷慨激昂。渐渐地导师的人道主义理论以神秘的面貌凸现，上升为预言，在年轻女子的心中取代了基督教的崇高信仰与谦卑德行，让她梦想去为拯救人类而献身。”依此，一些人断言，“红色圣女”在献身于全人类之前，先委身，或曰“失身”给雨果。著名文学评论家亨利・吉曼还找到了所谓的证据。他在雨果1870 1871的《私人笔记》中发现，诗翁在提及当年跟路易丝・米歇尔约会时用了字母“N”，即法文形容词“裸体的”之缩略，这本是他记录每次“依翠偎红”采纳的暗号。《路易丝・米歇尔传略》的作者埃迪特・托马觉得吉曼捕风捉影，因为“N”完全可以理解为“否”字的简化，即米歇尔拒绝了“导师”的企求。她去雨果博物馆查到路易丝・米歇尔1870年见雨果后，以惯用笔触写的一封信为据。那封信说：“恩师，昂若拉斯求您宽恕她昨日和今天的冒昧・・・・・・您很生我的气了吗？”不过，托马氏并不否认师徒之间可能有过一定程度的暧昧。因为像雨果那样闻名遐迩的“登徒子”，“是不会对一个灼热的青春女子无动于衷的”。这之前，在雨果因反对拿破仑三世当皇帝而被迫流亡泽西岛和根西岛期间，二人一直不曾中断过通信联系，正如米歇尔小姐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雨果从流亡地回复我，像他过去从巴黎往我住的三天龙古尔古堡，或舍蒙寄宿处写信一样。”这时，路易丝・米歇尔给“伟大的流亡者”写了数首感怀诗，其中之一：“《致维克多・雨果》：你们是否看见，流亡的巨匠像但丁那般，/屹立在雾漫漫的礁岩。/大海在脚下不停地喧腾，/他仰面向着布满星斗的长天。”
她思念雨果心切，似乎在悠远的夜晚惶见大师的幻影・・・・・・
然而，普法战争一结束，路易丝・米歇尔就投入了雨果起始反对的巴黎公社运动，成了国民自卫军第61营的女战士，一名“自由女射手”。1871年5月21日，梯也尔的军队向巴黎反扑，路易丝・米歇尔赶到蒙马特尔高地，为公社将领东布罗夫斯基传令组织抵抗。在“流血周”的公社保卫战中，她从一座街垒转战到另一座街垒，一直奋战到最后的时刻。公社惨遭镇压，她晕厥被俘后和公社公安委员费烈等人一起关进监狱候审。费烈是路易丝・米歇尔暗恋的情人，她写了《红石竹花》一诗给他，表示坚信“未来会展示我们的全部理想”，一边托人转信给雨果求助，说道：“费烈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人。胜利时，他最宽厚；失败时，他最自豪。正因为如此，他被判处死刑。您救救他吧！这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您能从屠夫手中解救出来的人。”得到雨果的无奈回答后，她仍不放弃努力，又向对方说：“不应在愤怒中处决后，再来冷处决。否则，干脆把我们都杀死吧！”
她自己正是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在凡尔赛军事法庭上驳斥镇压者，对自己拿起武器保卫公社的事实供认不讳，于1871年12月17日最终被判处流放新喀里多尼亚荒岛。获悉这一判决，同在狱中的布朗基主义者特洛埃尔写下《烈士与屠夫》一诗，其中不免指责了雨果对巴黎公社的“冷淡”态度。雨果在《笔记》里追述当时的情况说：“三位悲哀的妇女来找我为路易丝・米歇尔求情。她本人不愿要求什么，但被关在奥勃里沃中央监狱很痛苦。来者要求将路易丝・米歇尔改判为驱逐出境，我会尽力而为的。”
凡尔赛当局指控“红色圣女”曾“持械造反”，是反社会的“危险分子”。对此，雨果也无意反驳，但他钦佩一位弱女子在法庭上显示的英气，写了给路易丝・米歇尔的赞美诗《更雄伟的女性》，作为对特洛埃尔批评的回答。特洛埃尔把路易丝・米歇尔誉为“新圣女贞德”，雨果则将之比喻为纪元前反抗亚述暴虐的犹太女郎朱迪特，形容她“气宇轩昂”地注视着“面色苍白的法官”。凭数十载的神交，雨果素描出她可崇敬的形象：
“像我一样，人们知道，/你一心维护英气和德行……/人们通晓你神秘温馨的诗稿。/日日夜夜，你为大众的困境悲泣，/忘我地为他人效劳，/话语如同使徒们的心声在燃烧……”
1873年8月，路易丝・米歇尔乘“弗吉尼号”帆船赴新喀里多尼亚，在那边度过了7年漫长的流放岁月，其间继续保持跟雨果的通信联系。离法经年，当她在远方听到雨果不幸丧子的噩耗时，赶紧写信安慰恩师道：“您跟儿子在死亡里共存。我在此亦然，同最优秀，最善良的兄弟们共厄运。”“恩师，给我来信呀，别以为我过于不幸了……在死亡面前，个性已不复存在。”她恳求雨果为一位在流放中精神饱受折磨的老公社社员写一首诗，自己则将专给雨果的两首《大洋之歌》遥遥奉献：“在海浪周而复始拍击的悬岩上，/我镌刻了你的名字，让飓风传扬……”
她表示想重读《惩罚集》，还采撷了石珊瑚不远万里寄给雨果，当写作时用的镇纸，实可谓礼轻情意重。1876年8月，她又给雨果捎信，说：“若当局允许的话，我想去卡纳克人的部族居住一个时期。因为我们还感觉不到对这些土著的影响。当局能让我去那么远吗？一切尚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毫无作为，就回法国来的。若是什么都不看，不干点儿有益的事情，那岂不是白白航行了六千里路程。”
确实，路易丝・米歇尔在新喀里多尼亚不仅挺身而出，支持了当地卡纳克人的反法起义，而且还教他们的孩子学文化，整理了他们的传说和歌谣，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可贵的是，她同法国地理与风土驯化学会达成协议，定期向他们报告当地气候和水文变化，自己试种番木瓜，向国内申请蚕子。可惜，海路迢迢，蚕子中途都孵化成了蚕蚁……毕竟，她种种乐观的农牧尝试，在蛮荒催发了文明的萌芽。
1880年，经雨果不懈地奔走呼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颁布对巴黎公社人员“大赦”，路易丝・米歇尔于11月经伦敦返回巴黎，在圣拉萨尔车站受到克雷孟梭、路易・布朗和万余民众的热烈欢迎。当时，群情激奋，齐声高呼：“路易丝・米歇尔万岁！”“巴黎公社万岁！”“社会革命万岁！”
回到祖国，路易丝・米歇尔看到雨果发表在《诗琴》上的《更雄伟的女性》一诗，觉得诗豪对她“过誉”了，但期望自己有一天能不辜负恩师给她的颂赞。
雨果逝世时，由马克西姆・杜岗在墓前致悼词。因此翁曾往巴黎公社烈士的坟上“吐硝强水”，路易丝・米歇尔愤慨之极，高喊：“滚一边去，强盗！让我们来向诅咒屠夫的游吟诗翁致敬。”当时，她又因“反社会”身险囹圄，在牢房里奋笔写了最后一首给她恩师的赠诗，题作《悼维克多・雨果的亡灵》：“大屠杀中，他向五月的幸存者敞开大门；/而今，在他的坟墓上，/竟然是马克西姆・杜岗，/萨多利‘岗’在致辞悼亡......”
路易丝・米歇尔回顾1871年5月“流血周”时，雨果曾在布鲁塞尔声明公开表示愿在自己家中收留公社流亡者，从而感到让马克西姆・杜岗来为“奥林匹欧”致悼词是对死者的亵渎。因为，杜岗著有《巴黎的痉挛》一书，对巴黎公社竭尽污蔑之能事，其姓氏“岗”就是凡尔赛分子用于关押公社战士的集中营萨多利“岗”的象征。因此，她在为雨果写的悼亡诗里横眉冷对杜岗这个无耻文人：“人民会唾弃可悲的丑角，/像暴风吹卷麦秸一样……/这个肮脏的文丐，/让他在众怒中滚开，/而我们的旗帜在空中飘扬！”
路易丝・米歇尔显然忽略了一个现实，即她的恩师已成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桂冠诗人，官方为他举行的是国葬，选择法兰西文学院院士马克西姆・杜岗致悼词，本是情理中的事。于她这个从归国后就不停地抨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叛徒，最合适的地方莫过于监狱。其时，马克思的二女婿保尔・拉法格到狱中采访，她微笑着对来者说：囚室是资产者为她提供的免费住所，再好不过了。
这一切表明，共和国当局给路易丝・米歇尔和维克多・雨果的待遇有着天渊之别。事实上，他们师徒二人除了都喜欢浪漫诗歌以外，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人。从为社会革命献身的精神来看，确如雨果本人所说，路易丝・米歇尔是一位“更雄伟的女性”。难怪，雨果自己为他的长篇巨著《悲惨世界》绘卷首画时，凭多年过从的印象素描了路易丝・米歇尔的肖像，藉以点出了她深邃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