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名论名译》以较经济的方式介绍了14位翻译家小传和他们的翻译观，然后选出这些翻译家的译文片段予以评赏，篇幅虽然不长但涵盖范围相当广。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书中所选择的翻译家，绝大部分遵循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说。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所带
从上述背景看来，《名家名论名译》的编撰和出版是有其深刻意义的：我们要遵循前辈的足迹，重视他们外译中、中译外的经验体会，从中归纳出有启发、有指导性的规律，加上吸取欧美于我们有益的营养，逐渐建立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架构。我们的任务之一，是要在传统的、启蒙式的、宏观的高度上给“信达雅”注入新的阐释，并补充、发展、完善之。
书中所收入的翻译名家，其中学者翻译家较多，包括胡适、朱生豪、钱钟书、许渊冲、王贤才、霍克斯（又译霍克思）、王佐良、余光中等；专业翻译家有傅雷、杨宪益、戴乃迭、沙博里等；严复和林语堂两人很难归类，前者是位思想家，后者可归类为作家。
在这14位“名家”里，并不是人人都有“名译”的，也不是个个都有“名论”的。严复、傅雷两位既有名译又有名论；林语堂、朱生豪、杨宪益、戴乃迭、霍克斯等则有名译而无名论。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些名家有关翻译的见解都是根据个人的实践经验有感而发的“言论”，也都是在“信达雅”的范围里抒发自己的见解，值得我们再三咀嚼，悟出其中的含义。
《名家名论名译》里的一些翻译家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他们只顾埋头翻译，不钻研理论，就是讲几句与翻译有关的话，也都是点到即止，决不长篇大论。另一是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多面手，除了具备扎实深厚的国学根底外，还兼通其他专长，如傅雷是欧洲绘画鉴赏家、欧洲艺术史学学者；杨宪益在牛津大学念的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胡适涉及的领域更多，包括哲学、考古、文学等，后来还做过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钱钟书与杨宪益一样，在牛津大学呆了好几年，懂好几国语言，博闻强记。
这些翻译家大部分是勤于从事翻译实践的，其中有几位由于忙于其他工作，在译文量方面难与傅雷、朱生豪、杨宪益与戴乃迭等相比，但即便是钱钟书、胡适等的“译论”，也都是出自他们的实践所悟出来的心得体会，而不是就理论而理论。这一点十分重要。
翻译在人文学科里，是一门新的科目，虽然它有直接记载的历史从佛经翻译就已开始了。翻译既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人们一直把它当作“纯技术”行业，与需要思考的学术无关。欧洲在创建大学时，强调大学之道在于培养训练思考的能力，不是职业训练所，因此大学里的科目应以独立思考为本。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与社会学科正遭遇到厄运。
《名家名论名译》为我们显示了前辈们的成就和贡献，我们应该重视之、学习之、珍重之。外国的翻译理论我们也应该知道，但应该是“辅”，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才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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