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5年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力量可与之争雄。从这一年开始，郑和率领大明王朝的船队七下西洋，泛海九万里，几乎到达了当时地图上所标注的最远的地方。这支配备有强大武器装备的庞大船队，所到之处只留下大明皇帝的诏书和青花瓷器、丝绸等珍贵的手工艺品与茶叶，并带回沿途各国
洋面上吹拂的和平的季风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大发现之旅开始了。战争、掠夺、殖民……接下来是以西方为中心和主导的全球化。
梁启超首开中西航海与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其后围绕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在当今“中国崛起论”的语境中，郑和下西洋所能提供的恰如其分的历史背景，又使这一历史文本具有了更多的解读价值。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2005年7月11日也被国家定为首个航海日，中央电视台与江苏省广电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也将于该日播出。本报记者专访了纪录片总撰稿、青年学者祝勇，听听他是怎样“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待‘郑和下西洋’的举动”。
读书报：作为对郑和下西洋动机的探索，你也提到了追踪朱允Χ这条线索，并且提到了一个以往被忽视的重要细节――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
祝勇：公元1403年，中国有两个皇帝――六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Χ；六月以后，则换成了明成祖朱棣。在经历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Χ手中夺取了政权，在南京登基，建元“永乐”。但是在朱棣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明史・恭闵帝本纪》称“宫中火起，帝（朱允Χ）不知所终”。朱允Χ是蹈火自焚，还是趁乱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明实录》披露了一条为历代学者所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细节：伴随着朱允Χ的神秘失踪，象征着封建王朝政权的玉玺也同样没了踪影。这块玉玺使朱棣陷入了尴尬，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它，就无法证明自己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而据一些历史秘录记载，朱允Χ在被攻破帝都的当天，假扮僧侣，自皇宫秘道经由孔庙逃出京城，一路向南，并最终在福建泉州踏上一艘阿拉伯商船出海，远遁他国。
于是就有了“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密令指使追踪朱允Χ”的说法。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解释不能成立。首先它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其次即使朱棣真有此打算，似乎也没有必要组织如此豪华的侦缉队，而且还要一直航行到遥远的非洲。我提出这条线索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交代一下明初的时代背景。
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机，因为史料遗存甚少，至今众说纷纭，无有定论。我个人以为，这么大规模的航海行为――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要27000人、200余艘海船，其动因肯定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或是特别具体的――比如寻找财富或者为皇上搜罗奢侈品等等。在我看来，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朱棣。我认为朱棣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或者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球化眼光的古代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是因为他看到了世界，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前提。在他之前的中国皇帝，有明确的世界观念的很少。
他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定位中国问题的，此外，他对世界秩序的构建也有自己的设想――我想，这就是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吧。
读书报：电视纪录片是央视10套《人物》栏目邀请你参与的，我却看到你的新书《1405：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中，不断有一连串的疑问句式出现，这一点很像同样是10套的《探索・发现》栏目的节目特点。
祝勇：确实是。这是因为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史料遗存太少了，据顾起元在其1628年编纂的《客座赘编》中透露，在1465年－1487年间，朝廷下令在国家档案馆中查找有关郑和出海的全部文献，并由兵部侍郎刘大夏负责全部焚毁。从那以后，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大堆大堆的谜团，就只有星星点点的暗示了。
对史料的搜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给写作和拍摄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我和栏目组的主编陈骞以及吴琦等人为此绞尽脑汁，许多马拉松会议应运而生。我的脑子里经常冒出一些古怪的问题，比如二百多艘船组成的船队，彼此如何保证通讯联络的及时有效？类似的问题，几乎没有资料提供准确的解答。最需要的证据几乎已经全部消失，这使我们的工作同样成为一种冒险。
读书报：重要的资料来源有哪些？
祝勇：《明史》、《明实录》，跟随郑和出海的船队锦衣卫指挥佥事使费信的《星槎胜览》以及通译马欢的《瀛涯胜览》；国外汉学家比如布罗代尔、史景迁的著作，以及加拿大人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美国人李露晔的《当中国称霸海上》和英国人门（一译孟）西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当然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还有大量的实地考察。关键是一手的、直接来自于郑和船队的资料太少，两个《胜览》非常珍贵。
读书报：这跟你以往擅长的散文、笔记体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方写得很“硬”很“实”，看得出在实证方面你下了很多功夫，比如对宝船尺寸的考证、对船只类型的考证、船队编队航行以及航向判断情况的考证等，都比较有说服力。其中有关郑和船员测量航速之细节有这样的描写：测速员在船头的甲板上将一支木片抛到海面上，然后以同样的速度向船尾行走，计算出所需的时间，除船的长度，就得出目前的船速。这是个人想像还是确有记载？
祝勇：是确有记载。我曾请教过这方面的专家，这是古代航海员最简单测量航速的办法之一。
这首先跟电视纪录片的要求有关，这里不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不可能有大量的议论，也不可能很抒情，史实描述的成分要求比较多。此外摆事实讲道理也是一种写法――你不需要直接把想法说出来，摆事实本身就是讲道理。还有，探究历史的细节是很有意思的，它对还原历史原貌的作用要比一些空泛的、大而无当的叙述大得多。我在撰稿过程中看了很多国外汉学家的著作，尽管有的内容跟明朝的历史没有衔接，但是看他们的研究方法，觉得非常佩服。反观国内史学家，对细节关注的就比较少。
读书报：书的开篇就提到1420年即明永乐18年朝中大臣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上书反对郑和下西洋，你归纳促使他们上书的真正动因是看到了“这个强盛的帝国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面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是不是也是导致郑和辉煌的航海事业戛然而止的原因？
祝勇：这两个上书是代表，对于郑和下西洋，当时朝中是一片反对之声。郑和下西洋投入的成本非常大，据明人王士性记载：“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户部尚书夏原吉成了整个朝廷中最难堪的角色。
而且为了体现大明王朝的风格，郑和船队慷慨施与，“厚往薄来”，贸易只作为船队的附带功能。而青花所带来的贸易顺差则要再推迟数十年才会到来。
再一个是海洋观念的问题，永乐皇帝是站在世界立场看中国，当时朝中大臣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看中国，大臣们认为，我朝地大物博，足能自给自足，完全没有必要把眼光投注到深不可测海洋，更何况是以抛洒大把大把的白银为代价的。
所以永乐皇帝死后，郑和如日中天的航海事业被迫中止，尽管继位的朱高炽9个月后即告驾崩，其子朱瞻基登基后第五年颁诏宣郑和第七次出海，但此时郑和已经六十岁了，并最终病逝于归航途中。公元1435年，36岁的朱瞻基突然驾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诗，彻底划上了句号。
读书报：“青花”在你的郑和叙事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似乎你将之当作解读那段历史的一把钥匙，甚至称可以绘制一幅“关于青花的世界地图”。
祝勇：从中国、波斯、非洲到地中海，15世纪的中国瓷器的身影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在被海洋分隔的大陆之间，因为青花而建立了一条特殊的通道。圆形的瓷器，仿佛是被缩小了的地球，从它的身上，我们可以解读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隐秘信息。
青花，作为郑和历次出海的随船货物，跟随着那个由上百艘大船组成的庞大的船队，由江苏刘家港出航，跨越大洋，出现在阿拉伯、欧洲贵族的客厅里，出现在非洲黑人的柱墓上……当整个西方世界都以新奇的语调发出“瓷器”这个音节，并以之作为中国的代称时，郑和船队就完成了真正的使命：从东方到西方，都自发地卷入到大明王朝的朝贡贸易体系中。于是我们看到船队返程时不但带回了珍宝异石、珍禽异兽，而且还有诸国贡使甚至包括渤泥国王与苏禄国王。
青花成为一个符号，代表了那个时代东方巨大的物质财富。瓷器上繁复细致的图案，不动声色地拼贴出中华帝国中世纪的华贵与优雅。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力量可与大明王朝争雄，也没有人能够抵挡青花的魅力。
而在另一方面，郑和船队所带去的瓷器、茶叶、丝绸尽管数量有限，却都是优质产品，这种无形的“广告宣传”，既帮助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所向披靡，也使中国在其后几百年里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西方的白银源源不断地与中国瓷器相向而行，流入青花的故乡。德国人贡德・弗兰克甚至在其著作《白银资本》中把中国形容为世界白银的“终极密窖”。持续数百年的贸易逆差终于超出了西方的承受能力，他们于是通过卑劣的鸦片贸易来扭转被动局面，从1780年开始的一百多年里，不计其数的鸦片被运往中国，而中国的白银，也在阵阵青烟中飘向西方。
读书报：“青花”成了明成祖实现自己世界秩序构想的重要道具？按照这个逻辑，“麒麟”则代表了构想实施的成效？
祝勇：或许应该说是依靠强大的船队维持了原本松散的朝贡贸易。
明翰林学士沈度所绘《麒麟颂画轴》，反映了大明王朝与非洲麻林国的交往：麻林国使者曾乘坐郑和归航的宝船，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传说它从不食肉，走起路来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因此，它在中国成为仁德的象征，只在清明之地或是圣人出现的时候，才会显露真身。作为他国朝贡的礼物，“麒麟”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关系状况，因此也代表了郑和下西洋的政治意义：抚绥四方，万邦来朝。
如此祥瑞之物的降临，使得帝王的功德显得完美无缺，他沉醉在自己一手营造的盛世图景中，一次次遣船出海，使郑和与他的船队，进入一种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预定程序之中。
美国学者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称：“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的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样的说法是有坚实的史实基础的，但是郑和的航行，确是不折不扣的和平之旅―――总计7次、历时28年的“泛海九万里”的远航中，郑和的船队只动用过2次武力，而且都是被动还击。
黄仁宇把明朝称为“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朱元璋以朝代创业人的身份传示子孙，对日本、安南等15个周边国家（部落）“永不征伐”；朱棣也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手谕颁给郑和。船队奉行的这一方针，为大明王朝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从而使明朝通往西方海上的走廊畅通无阻。
在另一方面，《明太宗实录》卷97记载了郑和船队剿灭盘踞南洋的海盗陈祖义的战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旧港（为今马六甲海峡要冲）也复归为沟通东西方的捷径。
读书报：永乐皇帝究竟要构建怎样的世界秩序？
祝勇：朱棣肯定是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立足点出发的，就是“礼仪秩序”――他的世界观，礼仪秩序是核心――在国内统治是这样，对外关系也是如此。礼制天下，德化诸夷，共享天下太平。
他对世界秩序的设想，是积极的。尽管没有达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样的高度，但总的来讲，是积极的。特别是跟后来欧洲航海大发现导致的殖民化相比较，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我认为应当有正面的估价。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欧洲的影响特别大，不仅对自然科学，对西方的社会发展影响都非常大。他所强调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把道理掌握在强者手里，弱者没理。强者不承担任何道德责任，弱者被灭你活该――谁让你弱的。这是贯穿欧洲中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一个核心思想。
读书报：这就是你所想要表达的“怎样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待郑和下西洋的举动，以及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历史的改写”？
祝勇：郑和的航海，使中国有机会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思考中国的命运，但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错过了这个机会。在郑和身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被自行销毁，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的中国最终完成了内陆化的转型。
与此同时，进化论正在西方赋予强者毁灭弱者的特权。当时中国的皇帝也许不会想到，他心目中那些番国的船只，正在被他让出的海域上进行艰苦探索。郑和档案惨遭销毁的17年后，大不列颠女王签署了一份特许状，宣布殖民者享有英国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权，此后，英国人不再盲目地向外冒险，而是积极建立永久殖民地，为未来的日不落帝国开辟道路。支持海上事业，成为欧洲各国王室一本万利的投资。
三个多世纪后，恶果呈现，当清朝军队把全部注意力用于防范蒙古人的进攻，毁灭性的打击却来自海上。突然从天而降的外国船队废除了万里长城的用途，让这条工时高达两千多年的军事设施，在关键时刻沦为垃圾。
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但是海洋意识一直没有培养起来，我想这是给中国造成真正损失的最大原因。假设没有禁海，可能中国根本不会有清朝的贫弱以及后来屈辱的战事，因为逐渐发达起来的国际贸易，既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又可促进文明的融合。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必然，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星球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空间的距离会逐渐缩短，地球必然会连成一个整体。关键是什么样的全球化，谁来主导全球化？我们要来反思。
15世纪，东西方相向而行，却擦肩而过，郑和与哥伦布关于文明秩序的对话没有发生。假设他们能够相遇并发生对话，我想那一定会是一种文明的、和平的交流，也许世界历史就会改写。
西方扩张的历史，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始，就是掠夺、杀戮的血腥历史，而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亨廷顿说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是郑和远航似乎证明世界历史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我们接触过不同多种文明，却四海如一，天下升平。这是郑和远航的史诗意义，我想可以为我们反思当下提供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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