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在一片争议声中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克洛德・西蒙（ClaudeSimon），7月6日在巴黎去世，终年91岁。
他的死讯，直至7月9日下葬时，才由其出版商子夜（Minuit）出版社对外公布。这似乎应合了他一贯的处世信条―――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他远居比利牛斯山区祖传的葡萄园内，
诺贝尔文学奖1978年得主艾萨克・辛格在听到西蒙得奖的消息时，不禁发问，“谁啊这是，男的还是女的？”
《纽约客》杂志也对西蒙的无名大加讽刺，还捎带上了另一位女士：“苏珊・桑塔格最好听说过这个家伙，要不然可就糗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大概有些人不喜欢桑塔格迷恋法国文化，又总以法国文学评论家自居的时髦文风吧。
西蒙获奖两年后，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弗兰德公路》的中文版，译者林秀清。
十几年来，这本奇妙的小说，似乎一直呆在我积尘的书架顶端某个最隐秘的角落。我找到它时，发现和它紧紧贴靠在一起的，是王进喜所著的精装本《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
《弗兰德公路》只有不到300页的厚度，但我从来没有把它读完过。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它，而是由于一放下书，再拿起来，就搞不清刚才读到了何处―――除了不加引号的连续对话，《弗兰德公路》很少有分段，以“我”为视角的主观描摹，往往一口气贯通数页，加上叙述上的时空错乱，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莫奈式画风的描写，要想找着北，不容易。
西蒙是当年意欲颠覆文学传统的法国“新小说”（lenouveauroman）运动的代表，很早便声称“传统小说的形式已经死亡”。他决心打倒巴尔扎克、斯汤达和左拉，告别那种全知型的，因果相连的顺时叙述。
他说，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小说令人腻烦，对《贝姨》这类东西，他从来都不屑于读完。
他甚至一度觉得，逗号和句号都是些“骗人的习俗”，让人难受。因为，它们总是切断作家力图再现的连续的真实。而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与它本身所声称的“客观”和“现实”背道而驰，因而无法唯物地道出一切。
他又公开说自己极不喜欢萨特，认为他不配称为“作家”。
但他极力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陀氏的小说描绘了一幅幅令人不安的场景，而绝非一片太平盛世。他喜欢的作家，还有康拉德、乔伊斯、普鲁斯特和福克纳。他说自己的写作是“经验主义”的，因为，是这些前辈哺育了他的文学生涯。
这些观点，绝对比他的小说更令人提神。
西蒙获得诺贝尔奖后，当时的法国媒体一片混乱，某周刊居然称他和苏联克格勃有关系（这一句见中文版《弗兰德公路》林秀清序言）。
这当然是谣传。而他的前半生，远比葡萄园里的下半辈子来的曲折多彩。
1913年，克洛德・西蒙生于尚属法国非洲殖民地的马达加斯加，父亲是军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36年，他23岁，游学牛津和剑桥后，志愿到西班牙，帮助共和战士与佛朗哥作战。
二战爆发后，他应征加入法军，但在溃败中受伤，为德军掳获，入监五个月，又成功出逃，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战争经历从此成为他小说中最重大的、几乎贯穿始终的主题。《弗兰德公路》也是如此，大有小说式的战时自传之感。
战后，他上山下乡，回到老家，边种葡萄，边写小说。先写他日后不断诅咒的“传统小说”，但自1960年的成名作《弗兰德公路》起，风格大变。至1981年的《农事诗》，终成大家。
新小说运动的另一员主将阿兰・罗伯 格里耶曾写道：
“在五十年代末期，批评界对克洛德・西蒙总算青睐有加，开始重视他了，但是，那也无非将他看作是制造恐怖感的知识分子团体中之一员，这个团体其实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这就是后来文学史上称之为‘新小说’的便是。”（《外国文艺》1986年第3期，王道乾译）
读《弗兰德公路》已经不容易，但这还算西蒙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一部。此书中文译者便曾大感为难。
“这部小说对法国读者来说也是费力难读的，何况习惯于阅读‘有头有尾的故事’的我国读者。译者在动笔之前曾踌躇再三，不知该如何才能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能使我国读者不致如坠五里雾中。”万般无奈，译者林秀清决定，向西蒙表达一下歉意，然后来点儿变通，“最后只能一方面根据1960年巴黎午夜出版社印行的首次版本，尽可能按照原文直译，一方面采用了一些必要的标点符号，并标明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所指，同时将大量的现在分词译为动词，把一些有时长达一两页的句子变为短句。我希望这种不得已的译法，不至于使作品的风格过于变样，同时能得到一向以写作态度严谨著名的西蒙谅解。”
翻译家棘手，我国读者痛苦，别国读者也不轻松。著名的《泰晤士文学增刊》在评及西蒙1971的小说《导体》时，曾写道：“或许……（书中）唯一重要的动作，便是地板上的一片阳光渐渐消失。”
西蒙本人也自嘲说：“我是个艰涩、乏味、难读、令人困惑的作家。”
1985年，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他微笑着提到了辛格此前不知他是男是女的故事。
20年后，在他悄然入土之时，我们是否还有必要重申一遍：克洛德・西蒙是个男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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