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到《山东文学》当主编之前，任山东省作协专业创作室副主任的毕四海，已经有近20年的专业作家生涯，正处在创作的黄金时期。2001年，毕四海“人性三部曲”的第一部《财富与人性》出版，并且要改编为电视剧
《山东文学》于1950年创刊，之前似乎有不成文的规律，历任主编皆是名家：王统照、苗得雨……然而辉煌的历史不能改变刊物的命运。90年代，纯文学刊物普遍面临生存的困境。《山东文学》也不例外，从1994年的体制发生变化，从国家拨款到自收自支，成了体制外没人管的“孩子”，不但发行量不乐观，更主要是面临生存的危机。
回忆自己接手《山东文学》主编时的情景，毕四海万般感慨，好像揭旧伤疤一样难过。当时他那么不情愿放弃自己的创作，甚至求饶说，宁愿去看大门也不当主编。他想，至少看大门还可以写自己的小说。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在创作的黄金时期突然被迫中止创作，是最大的悲哀。毕四海错过了这一时机。在责任和道义面前，他痛苦地放弃了写作。
上任《山东文学》主编不久，毕四海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麦田的守望者》，提出“不靠市场靠我党”，在全国引起一片哗然。毕四海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纯文学刊物无法走向市场，一是没有经营能力，二是没有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如果走市场，没有办法保证刊物高雅文学的阵地，使她还像纯文学的样子，与省里的文学阵地相匹配。他觉得很悲哀，市场拒绝了纯文学，《山东文学》生存困难，几乎没有办法在市场上找到出路，市场将古老的、传统的、还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这份刊物拒之门外。他想，我不可能改变刊物的性质，依靠市场办不到，但是我们有优势，刊物是山东作协主办的，无论如何，省委省政府不希望具有山东标志的文学刊物垮台。我们就好好听党的话，争取党和主管领导的支持。所以，毕四海上任主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争取省委的资金支持，先保持生存，其次才是发展，才是考虑如何能办出自己的特色。
毕四海说：“生存发展是系统工程，不可能单纯靠外援，市场不承认我们，我们更要努力想办法，向市场展示刊物的优势，千方百计提高发行量。一是在刊物内容上，找准社会热点，在文学界可以承受的程度上，找一个契合点，把社会热点作为文学理论关注的对象。二是定位读者群，抓准读者层面。我们的读者包括50年代出生的文学爱好者，中学或大学文科的学生以及广大的农村文学青年甚至文学中年。此外还有各地图书馆，要照顾到他们的口味。《山东文学》就是一个文学大平台，既要有严肃的、真善美的传统文学样式，又要有充满现代气息、现代精神的文学，还要有一点资料性，有一点文学史的味道。中国的农村文学非常源远流长，所以同时还要兼顾农村文学。”
自从毕四海来到《山东文学》，大家明显地感觉文学活动多了，不止刊物，是整个山东文坛热闹了。毕四海说：“活才能动，动才能活。我们每年都组织十几项活动。文学太冷门，太枯燥，我们应该制造一点热闹出来。刊物还开辟了很大理论版面，专门发表有锋芒的评论文章，转载率很高。”事实证明，三年来，《山东文学》订户一年比一年艰难地扩大。山东文学第一年订数翻番，第二年、第三年均递增20%，而且每年的转载选载率很高，经常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选载。截止到2005年，《山东文学》的订数在省级文学刊物中处于上游。
虽然毕四海随时都想辞职，但是在位一天，必须像样一点。这一点坚定不移。他和同事们共同提出一个口号：团结一致，共赴社难。评价这三年的主编生涯，他觉得一言难尽。“准确地说，我做出了巨大牺牲。我计划写文学三部曲，第二部和第三部都没写出来，我一想起来非常痛苦。但是，从整个山东文学界来说，我三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作为麦田守望者，在艰难的生存中，山东最古老的文学阵地，坚守了文学的高雅，文学的清贫，文学的纯粹。再一点，从个人生命的角度，我尝到了一点点文学之外的无可奈何，尝到了很多生命的无奈。有一句古话，功夫在诗外。在市场经济下，这句话对办刊物同样适用：办刊物功夫在刊物外。文学是无奈的，当我主导的文学阵地和社会发生碰撞时，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人的生命中，除文学外还要填充一点辛酸，一点悲壮。”
三年来，毕四海没有停止过创作，他的中篇《乡官大小也有场》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黑白命运》（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一致好评。但这些在他的创作计划中只是很小的部分。他坦诚地说：“如果党组今天让我辞职，明天我会高兴地、心平气和地坐在书斋的电脑前，认真地写我的第二部曲，第三部曲，我还能马上写下去。我最怕的是当了主编，把写作的能力彻底荒废掉，作为作家这太得不偿失了。我希望党组书记看到文章，知道我的真实思想，批准我的辞职。小说是我生命的支撑点，我最希望有一天，被批准辞职，迅速地回归到书房里去，回归到小说创作中去。这是我最大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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