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修订的《世界版权公约》中规定出版为“可供阅读或视觉可以感知的著作以有形的形式复制并向公众普遍发行的行为。”日本的《简明出版百科词典》则称：“用印刷或其它机械方法将文字、图画、摄影等作品复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并提供给众多读者的一系列活动，总称为出版。”出版历史的发展不
一本书印制成书之后，并不意味着书的生命的终结，相反，通过读者的阅读，以及更多的读者的传播、阅读，它的“意义”才能实现。阐释学和接受理论已经充分论述了这一方面。但书的开放性不止于此。今年出版的一本实用性极强的书，从编辑出版学的角度看，很好的说明了当今图书的开放性。毫无疑问，这本用书号出版的书至少对中国的出版、编辑理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就是《1039行车手册》（地质出版社，2005年1月）。
这本外形像个活页夹子的书包括“北京地图（总图、专题图和分幅图等）”、“长安街”、“复杂路段”、“违章多发”、“拥堵绕行”、“特殊路段”和“自驾游路书”等部分。它的自我介绍说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可更新式行车手册，“为了及时更新北京的路况变化信息，本书制作为活页式，且附带透明塑料袋以供您自己动手进行更换。我们会通过报纸、杂志、定点发放等方式将最新的行车实用信息提供给您”。于是，读者不论通过什么方式，拿到和开车、交通有关的文字材料、纸质制品，都可以随时将其加到这本书中。
于是，从出版方的角度，编辑、出版的“工作”结束了，但这本书却在读者手中开始了新的编辑过程，书的内容在理论上因为这种过程而有了无限开放的空间，而且与以往从阅读而产生的“意义”再生不同，这种形式使“意义”有了直接的物质形式。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因为有了活页装订的技术。
图书从编辑到出版，都受到技术的制约。在《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肖东发教授指出，在唐代印刷品实物上有名可考的刻家就有“龙池坊卞家”、“成都府樊赏家”、“西川过家”等。他们是一批以印售历书、诗文集、字书、阴阳杂著为业的手工业者，也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印刷、发行家。唐代所以未能出现官刻，其原因有三：一是统治阶级对民间大众发明的东西不感兴趣，看不起也不愿意利用这一新兴技术，所以朝廷及地方官署仍然停滞于抄写书籍上。我们从唐文宗时期仍然沿用汉魏时期的方法刊刻《开成石经》，同时下令禁止民间私置印历版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统治阶级的因循守旧。二是当时尚缺乏一定数量的技术熟练的雕字工匠，某些印本书在质量上一时还赶不上抄写本。三是统治阶级只重视经史子集大部头书，就短时间来看，雕刻反而不如抄写快。因此，唐代刻书业还仅限于民间和寺院。
正如同21世纪的北京人的“行车手册”一样，唐代的印刷品从刻书内容看，除佛经外，最多的是历书。因为它是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需要量最大。其次，字书、小学和诗文集刻印也较多。唐代的科举制，特别是以诗赋取士的制度，促使当时诗人辈出，诗歌创作繁荣。同时，与科举和作诗用韵紧密相关的字书、韵书也应运而生。另外，还有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杂书，虽是些宣扬迷信的东西，但在当时的社会也很风行。这些刊刻的书，绝大多数都是民间喜闻乐见大量需要的读物，而只有对同一种书有大量需求时，才有刊印的必要。通过对早期印刷品内容的分析，也可以看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民间，是人民群众为了满足自己对图书的需要而创造了这一先进的技术。
“出版”一词在中国使用较晚，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才从日语中引进。“出版”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属于外来词。因此，国内从一开始使用，就与国外关于出版的涵义相差不大。在国内，现代使用的“出版”一词，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在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出版，是指将作品编辑加工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
可以看出，以上各种定义虽然在字面上稍有差异，但对出版活动的本质和基本要素的认识却比较接近。综合以上几种定义，肖东发总结出“出版”的概念应该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素：（1）有反映人类文化知识和思想意识的作品，；（2）进行一定的编创工作；（3）运用复制技术，将作品物化在一定载体上；（4）通过出售或者其他办法进行传播。简言之，所谓出版就是将知识、思想或信息产品经过加工以后，以手抄、印刷或其他方式复制在一定物质载体上，并通过出售或其他途径向公众传播的活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出版活动的三个阶段，即编著作品、加工复制、广泛传播。完整的出版活动应该包括以上三方面的内容。这三方面的内容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从本质上讲，出版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文化知识的传播功能，一是文化知识的积累功能。
张如法曾经撰文从编辑的“完善”的角度来阐述“编辑”的传播特性，即，“工作在专门的、技术高度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机构中，以追求社会最急需、质量最优、效率最高的传播效果为己任的”。他认为，当论及“完善”时，指的是编辑的一个本质意义，即社会之所以需要编辑这样的专职人员，或者说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除了对信息聚集物 作者的文稿、书稿、乐稿、画稿等等 的选择、组构外，还要尽可能地使其获得尽善尽美的传播效果，如是，我们不妨这样定义编辑学意义上的“完善”工作：为获得最佳传播效果而对待传播物所作的一切参谋设计编排加工工作。这自然包括传统的文字清洁与美化工作。
但是从传播“意义”的角度讲，《1039行车手册》给了我们一个现实例证，那就是，一本书只要有人看，它的“意义”就在继续衍生，这是一本书的生命所在；为了让它更好地发挥“意义”，编辑们就不妨利用更多的技术手段，加强书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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