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时期的商务印书馆

“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的第四印刷所”。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1931至1945年间中华民族的血泪历史中，除却“丧权失地”、“生灵涂炭”而外，还应大书“文化厄难”一章。在那段民族振兴已显端倪的重要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事业有计划的残暴摧毁所造成的损失，远不是战后清理统计和估测得来的数字所能涵盖的。

然而就在这炮火与苦难的砥砺之下，中华文化所显现的强韧与生息，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的高贵的品格与气节，亦融化成浇铸我中华儿女民族精神的钢水。

我们今天重温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缅怀前辈，而更是在强调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责任，特别是在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

商务印书馆是创办于1897年的一家出版机构，历经30年的经营，至上世纪30年代初达到鼎盛时期。和现在的出版社不同，当时的商务集编印发于一体，有一个人才荟萃的编译所，所以在商务的出版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编译的。主政商务多年的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教育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对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在他的主持下，商务以教育救国、出版救国为己任，出版的图书对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以及社会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学者将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这两个文化教育单位比作中国教育和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绝非过誉之词。

然而，这一迅速发展，享誉中外的出版机构，在1932年至1945年间，屡遭侵华日军的轰炸与劫掠，走过一段极为艰辛的历史。一、1932年至1937年一夕剧变浴火重生

1932年初的商务印书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谁也未曾想到灾难会突然降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化为灰烬。是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据统计，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1630万元以上，占总资产的80%。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有学者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确有道理。

日军之所以要炸毁商务印书馆，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的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1933年，商务曾收到过一封日本浪人的恐吓信，信中说：“尔中国败孔道，立学堂，读些国语三民主义与立共和，打倒帝国主义，恶劣之道行天下，……尔馆独销学校之书，印些腐败之物。上海毁尔书馆，尔书馆还是恶习不改，仍印三民之书、党部之语。我国不忍傍观，所以毁尔书馆，今若不速改恶习，我军到处，是商务印书馆尽烧毁。”这段话更是说出了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的原委。

然而，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如日军所希望的那样，“永远不能恢复”。劫难之后，商务印书馆被迫停业，但半年之后宣布复业。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浴火重生，并在今后几年仍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对民族的文化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商务印书馆被难时，其领导层的核心人物为董事长张元济和总经理王云五。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商务被毁，其半生心血付之东流，悲愤可知。是时，他有一封致胡适先生的信，可以说代表了他当时的态度。信中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曾任编译所长，虽然任总经理才一年多时间，但对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同样深刻的认识。多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为民族之耻。”正是这种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构成了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其后，商务印书馆提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这不仅是领导层的意愿，也代表了全体职工的共识，这种精神的存在，才使平地为山成为了可能。

其二、商务印书馆虽大部被毁，但毕竟是实力雄厚，上海的第五印刷厂幸免于战火，香港、北平也都有商务的印刷厂，在全国各地也还有36家分馆，存有一定的资金。各种资产共计尚有285万元；后陆续从被毁的灰烬中整理出约87万元的废旧物资。这些资产成为了商务印书馆起死回生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教育界和文化界拥有较高的声望，这是一笔难以计数的无形资产。

其三、在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层采取了正确决策。商务罹难后，管理处及总厂全体职工3600多人全体解雇，复业前后再度聘用的只有1000余人，同时，机构重新编组，特别是原来为商务立下汗马功劳的编译所撤销，原来200多人的编辑人员减少到10余位。后来的学者对这一举措多有非议，但毕竟船小好掉头，适应战时的环境需要。与此同时，商务还采用了比较科学的管理方法，充分利用劫后所余的资产，在北平、香港的工厂开足三班运转，减低单位工价，合理安排人力资源，在各个环节上减少开支。

其四、在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仍以传播文化、扶助教育为己任，侧重于适销对路的产品。王云五选择秋季开学需要供应的大批教科书作为复业的第一阶段目标，调集资金，恢复了生产。其后所出版的教科书，均以“复兴”命名。至1933年8月，整套小学、初中用的《复兴教科书》及教学法已经出齐。鉴于当时国内各大学缺乏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商务在复业不久，即聘请国内各学科著名学者、教授55人组成《大学丛书》编委员会，开始出版大学教材，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已出版大学教材200余种，这是我国第一套成功的大学教材。在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出版物还有：《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四部丛刊续编》、《丛书集成》等，另外，《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等杂志也先后复刊。

由于上述原因，加之同仁数年的艰苦努力，商务印书馆得以迅速恢复，至1936年底，总资产已达1800万元以上，接近被毁之前，几年间出版物达4938种，占全国总量的52%，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二、1937年至1941年一面破坏一面复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经营逐步好转的商务印书馆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上海是当时我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也是商务印书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地，上海的失守无疑给商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战火弥漫全国，商务印书馆在各地的分馆大多遭到日军的查封和破坏。大片国土的沦陷又使得文化市场不断萎缩。作为一家文化出版机构所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诚如总经理王云五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所言：“我这两年的苦真非‘一・二八’时所能比拟，那时候痛定便可复兴，这时期则一面破坏一面复兴，一面复兴又是一面破坏，加以疆土日缩，工农业日艰，成本日重，……因此苦中加苦，不知从何说起。”

对于这样一个大变局，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层采取了一系列应变的措施。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一响，商务领导层意识到战火逼近，随即着手应变，迅速在英美控制的租界区租到临时的厂房和仓库，将工厂的机器、原材料和仓库中的大量书籍和纸张向租界转移，至“八・一三”战火烧至上海，大部分财产已经转移完毕，并布置好了生产。至10月1日，恢复出版新书。二是上海被日军占领后，与内地联络极为困难，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和生产重心逐渐转移至香港。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在香港设了分馆，又于1924年建印刷厂。“一・二八”淞沪会战后，又扩建了香港印刷厂。1937年10月，总经理王云五到达香港，设立驻港办事处，扩充了工厂。因为在长沙设总管理处的计划未遂，编审部的主要力量、上海工厂的部分机器和200余名职工均移往香港。香港实际上形成了总管理处的所在地和生产经营的中心。而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则留在了上海，并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看守上海及敌占区的资产，留有少量编辑人员继续从事《辞源》和《清代人名大辞典》等增订编辑工作。这样的地域组织设置，基本上适合战时出版经营的需要。三是战争时期，图书市场萎缩。为此商务印书馆调整了图书出版的方向，将出版的重点再次向教科书倾斜。《大学丛书》在此四年间续出51种；继续印行中小学教材，为补充中小学生战时所应掌握的基本知识，还另编有中小学战时补充教材，很受学校欢迎。四是采用战时的节约版式，尽量减少图书版面的空白部分，节约了用纸，降低了成本。同时还采用轻磅纸张，减轻运输负担，增加了香港输往内地图书的数量。

客观地讲，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军还未能进占上海的租界和香港，也未能完全切断香港和内地的联系，这就为商务印书馆的生存提供了缓冲的空间。使其资产的大部分得以保存。在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新书2352种，3695册。为配合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商务在战争初期就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战时常识丛书》、《战时读物百种》、《战时经济丛书》、《战时手册》、《抗战丛刊》等达150多种。尽到了一个文化出版单位在民族危难之际所应尽到的责任。四年间共出版各类教科书155种，247册。商务印书馆在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召开董事会（八年抗战未召开过董事会），董事长张元济在《九年来之报告》中，对这一时期的工作作了精到的叙述，他说：“然后方各地书籍之供给，以及抗战期内教育之得继续不辍，全赖港厂之努力生产。”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所出版的图书中，有相当一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像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辞典》、方显庭的《中国经济研究》、冯友兰的《新理学》、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张元济主持校勘的《孤本元明杂剧》、赵万里收集整理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等，均在这一时期问世，凸显了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三、1942年至1945年扎根后方艰苦奋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商务印书馆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此时商务印书馆的绝大部分的资产均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立即查封了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工厂和栈房，没收销毁图书462万余册，掠走大量纸张、铅字、铜模等，仅铅字即达50吨以上；而在香港，工厂和栈房部分毁于战火，部分为日寇查封，图书数百万册被日军抢走，机器被运走120余台，铜模几十箱。损失极为惨重。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所赖以生产经营的主要资产均被日寇损毁和控制。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是个典型的儒商，多年来在图书市场上长袖善舞，香港遭到日军进攻时，王云五恰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侥幸逃过了战火。他审时度势，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措施。其一、以电报形式通告大后方各分馆，“因香港已陷于不可知之命运，自即日起通知将其（商务驻港办事处）撤销，而改设驻渝办事处，承总管理处之命，统辖所有后方馆、厂”。重庆是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商务印书馆在1941年夏天即设立驻渝编审处，主持重庆地区收稿与工厂联系排版的工作。驻渝办事处即在此基础上组成。香港沦陷后，日寇疏散香港人口，商务驻港办事处的大部分人员先后来到重庆，商务印书馆在重庆重新组成了生产经营的中心。其二、筹集资金，将后方各分馆的所存不多的资金集中于重庆办事处，以应付日常之开支，缓解了燃眉之急。其三、调剂余缺，将各分馆过剩的图书和所需图书统一调配，促进了销售。其四、实行奖励制度，无论是印刷生产还是销售，均订有最高标准，对超出标准者给予奖励。通过以上措施，商务印书馆在后方初步站稳了脚跟。

商务印书馆在遭到致命打击后，能够生存和发展，除了王云五总经理的果断处置和科学管理之外，还有赖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重庆、成都、赣县三个小印刷厂的存在，为商务印书馆的生产经营提供了基础。抗战之初，商务印书馆原有在长沙设立总管理处的计划，因此将上海工厂的几台机器和50余名工人调往长沙建厂。长沙计划落空后，将其中2台机器转往重庆。1939年1月，重庆以这2台机器，另购国产旧对开机4台，因陋就简开工。赣县的工厂组建较早，但一直到1941年3月，从上海调来150名工人之后，才正式开工。后来战火逼近赣县，其中部分又转移至福建连城。成都的工厂成立于1942年7月，专做石印翻版工作。虽然这3个小厂和30年代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所拥有的数个大型现代化的工厂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成份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商务印书馆可以直接控制的生产力量，这就为商务印书馆的生存准备了物质条件。其二、商务的经营销售，从大城市渗透到了乡镇，扩大了销售的市场。从客观上讲，原来许多设有商务印书馆分馆、支馆的大中城市，先后为日寇攻陷，难以经营，逼迫不少的分馆和支馆向小城镇转移。例如：南昌分馆疏散于赣州、吉安、修水，赣州失陷，又迁于瑞金、南丰。长沙分馆先迁邵阳，后迁衡阳，并在邵阳、沅陵设店。梧州分馆被炸，在柳州、桂林设立支馆，桂、柳被焚，则退至昭平、浮石营业。这样也减缓了图书市场萎缩的速度，为商务拓展了狭小的生存空间。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九年来之报告》中说：“在抗战期内后方业务因生产量少，运输困难，而各大城市频遭空袭，日处恐怖状态之中，推销图书异常困难，不得已多设分销机构，以谋普及城市之外，因此本公司营业区域扩展至各乡镇”。确属实情。其三、1942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遭难仅仅三个月之后，宣布继续出版新书。随后，又大量出版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新原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这无疑是自身实力的证明，是最为实际的形象广告，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了文化的制高点。从客观上讲，当年，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但国家未亡，民族文化尚存，民族的文化存在，就为文化出版机构提供了生存的机遇，商务印书馆因此而生存了下来，并坚持到了抗战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后方的人员的艰苦奋斗之外，商务印书馆在敌占区的机构和人员，也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年届八旬的张元济先生主持上海的董事会，他始终拒绝和日军和汪伪政府合作。八年中，商务没有变更资本，没有向汪伪政府注册。为了防止敌伪势力利用资本渗入的办法进行控制，董事会决定不开股东年会，不改选董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企图以合股成立一个“出版配给会社”，以控制中国的几家出版机构。“商务等5家书局的内定方针是‘以拖为拒，筹而不办’”。为了保存在敌占区的资产，商务印书馆在敌占区的人员也是想尽了办法，日军在战争后期，物资贫乏，而加紧了在沦陷区的掠夺，日军曾下令商务印书馆交出《百纳本二十四史》等一批图书的亚铅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商务印书馆却宣布重印《百纳本二十四史》，以拒绝征用。而坚持了一个文化出版机构的民族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