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新京报》《文化谭》栏内刊登林扶叠文章《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以下简称《倒掉》）。文章作者公然宣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倒掉”，并且列述出其应该“倒掉”的理由。一篇小文，就宣判一门学科的死刑，而且宣布已经执行（称“倒掉是既成事实”）。然而，读完全文就会发现，作者依仗
值得指出的是，文章作者是以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现代文学研究讨论会为由说事。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我没有参加这次盛会；从文章看，该作者也不过对会议有些耳闻。我不知道他耳闻的真实性如何，“合法性”（也套用会议的主题用语，且《倒掉》作者似乎对这也评价很高）怎样，更不知道亲历会议的人对他由耳闻而发的议论有什么看法，取什么态度。我这里只能就自己的认识发表一点意见，也许不是《倒掉》的作者所希望听到的反应。
“现当代文学研究”没有“倒掉”，也不会“倒掉”
首先，我想说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现当代文学研究（上海会议议题范围是“现代文学研究”而《倒掉》的作者则衍发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今姑且从《倒掉》的作者）并没有“倒掉”，也不会轻易“倒掉”，它还屹立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这是真实的存在，只要不存偏见、心平气顺，就可以看得见。道理也很简单，一门学科并不是平地突然冒出，说有即有，说无就无。它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积累、考验，经过许多学人的辛勤劳动，不断发现，不断精筛，才逐渐形成的。因此，随便宣称一门学科的“倒掉”，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一种心造的幻影。自然，大凡一门学科，特别是有生命力的学科，不会固步自封，不会凝固僵化；它还要时时前进，不断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例外。但这与推倒重建不是一回事。许多年前，学界曾有过“重写文学史”（当时好像主要是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的讨论，最终也未形成一种结论，其原因就在文学史（现代文学）的写作事实上就在不断修正，不断“重写”，只不过这种修正和重写是自然的、改良的、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革命”的。仅从文学史研究来看（文学史写作只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还应该包括理论批评和文学评论），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如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到40年代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进到50年代王瑶、刘绶松等人的一些新文学史著作，再到70年代末出版的唐?、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直到90年代末出版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清楚看出，尽管不同年代不同作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审视角度、叙述框架以至史料发掘不尽相同，但决不是有你无我，完全将彼取而代之。它们一个也没有“倒掉”，而是各自据有自己的位置，共同合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之“塔”，屹立着，从不言“倒”，也未显“倒”相。这就是学科发展本身的规律和轨迹，看不到这点，就没有进入这一学科。
现当代文学研究不缺“根基”
《倒掉》一文的作者为了证明“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倒掉”、应该“倒掉”、必然“倒掉”，历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倒掉”的“理由”，第一条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缺乏“根基”。他说：“文学研究，自然离不开文学，更离不开经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原文如此，其实研究的“主体”应该是研究者，研究的对象即现当代文学是所谓“客体”―――引者）。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学尚且贡献出了寥若晨星的经典文学，那么，20世纪下半期的当代文学，则是死水一潭。没有经典作品的支撑，无论研究者说得天花乱坠，只能是空口白话。而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基础薄弱，甚至可以说没有，材料来源和考校的基础训练缺乏，使其作为一个独立而自足的学术学科能否成立，值得怀疑。”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学，这属于常识，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至于“更离不开经典文学”则是转换话题，偷换概念。因为文学研究要研究文学但并不就是研究“经典文学”，否则何不干脆称之为“经典文学研究”？何况，“经典文学”也是在经过文学研究之后被发现被认识最终被承认为“经典文学”的。自古以来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一开始就被公认是“经典文学”。因此，也可以说，没有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有“经典文学”。至于说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基础薄弱，也是相对而言。事实上，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现当代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数十卷本的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汇编的出版，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开创，以至文学史料学会的建立，都表明现当代文学研究并不缺乏根基。不看到这点或不承认这点，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
所谓“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审美”
其次，作者认为，“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说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好与不好。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然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却既不具备对作品的审美直觉，也不具备细读能力。等而下之，只能做社会学分析、文化分析，同时又不具备社会学、史学、哲学的基本训练和手段，也不能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汲取养分，形成基于中国文化／文学运作机制和中国审美特点的整套理论框架，只能借用外来词汇和其他学科翻译过来的资源，诸如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等。活学活用、引进资源也无不可，只需要把外来理论吃透，和本土经验契合。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外来资源，一则，是否和本土经验契合成问题；二则，这些‘汉化资源’就有问题。据说，在这次文学峰会上，诸多专家学者言必称竹内好，皆因为竹内好著作的中文译本刚刚翻译出版。与会的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不得不站出来‘辟谣’：‘你们都误解竹内好了。’”细究这段话，开头一句即“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是对的，接下来却又转了话题，偷换了概念，即把“社会学分析、文化分析”和“审美”对立起来。其实，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固然是“审美”，但这“审美”包括着“真、善、美”诸方面的内容，即同时或离不开社会学分析和文化分析。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抽象的“美”。就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会发展变化一样，“美”的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其中就少不了“真”和“善”的作用。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倒掉》的作者是那样主观武断，一竿子打倒所有人，完全否定所有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的“审美直觉”和“细读能力”，连“等而下之”的“社会学、史学、哲学的基本训练和手段”都不具备。在他眼里，所有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是白痴就是低能儿。不仅如此，这些研究者们在“借用外来词汇和其他学科翻译过来的资源”时，不是简单照搬就是歪曲误解，可谓一批昏虫，只有他才有资格谈论现当代文学研究。鉴乎此，真让人只有“哑然”了。
“诚信危机”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倒掉”的理由
最后，作者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参与者，尤其是当代文学这一块，面临着诚信危机。如今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由于受到市场的冲击，己经转变成一统天下的‘表扬’，文学研究和批评主动丧失了独立性，部分专家和学者变成书商和作者的枪手，其研究成果与批评结论，受到市场欢迎，却被读者鄙弃。”应该承认，作者这样说，确是道出了当前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一些真实状况，但也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就作出现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倒掉”、已经“倒掉”的结论。因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任何时候都存在不规范甚至异化变质的情况，文学研究正是在和这些消极负面的情况作斗争中发展前进的。更何况，在市场冲击的情况下，也还是有人在坚持原则，守望精神的家园。面对“诚信危机”，产生愤激之情可以理解，但它却不能代替科学分析和科学研究。我们应该相信，对于真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广大读者是会热烈欢迎的。
这里我想指出《倒掉》的文风问题。如果作者真是从学科建设出发，不是从市场效应出发，论析问题就应该实事求是，认真严谨，而不应该夸大其词，哗众取宠。这不是说写文章尤其是有关学术的文章都必须板着面孔，都应该枯燥乏味。学术文章或有关学术的文章写得生动一些活泼一些甚至泼辣一些，是好的，但这决不等于语气轻狂，恣意戏谑。即如本文的题目《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有意套用鲁迅的名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显得极不合适。文中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又说这是一次“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峰会”，“大会的参与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已经著名者、正在著名者、将要著名者”，都让人感到很不严正。这除了让人觉得作者是在刻意追求“市场效应”，又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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