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刘毓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重申他的观点。他形象地表述道，人类发展有两个轮子，一是科技，一是人文，两个轮子一起转动，人类才能真正走向和平、幸福、快乐、美满。只有一个轮子转，就会翻车。而现在，“人文”这个轮子几乎停止了转动，科学技术却在高速发展。确实科技发展减轻了先前人类肉体所承受的重荷，但它所带来的极大便利，却诱使人类的物欲不断膨胀，随而将人类拖向了残酷竞争的洪流之中，使人类心灵遭受到了从来没有的压力和痛苦。
读书报：既然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优秀，历史又悠久，为什么会在科技、经济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问题您是如何认识的呢？
刘毓庆：这里首先有一个对“落后”与“先进”的认识问题。现在人们之所以认为西方国家先进，中国落后，就是看到了西方国家科学技术与经济比我们发达。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误区，是人们的价值判断出了问题。人类发展更主要的应该指内在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人性的发展，应该是人类精神向道德领域的不断提升。因此看到中国经济与“科技”不如美国，就认为中国落后，这种认识起码是不全面的。这里主要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西方文化中高扬的是一个“利”字。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这一文化价值取向确定的发展目标。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必然会驱动科技的发展，因而西方在物质的现代化方面，就显得格外突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高扬的是一个“义”字。贵“义”贱“利”，是这一文化的价值取向。如果中国古人不是用“义”节制对“利”的追求，五千年文明古国，说什么也不会在科技上落后于美国。假如中国人要像西方人那样，让征服欲与占有欲无限膨胀，明朝晚期发明的机关枪，就可能把世界全部纳入中国的版图了。中国人考虑的是“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是眼前的利益。中国人追求的是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当科技、经济有碍于人类身心健康、威胁到人类未来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遏制它的发展。这就是中国近代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主要原因。
读书报：根据您的观点，中国文化的优秀，主要表现在精神、道德方面。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社会道德，比我们还高。这该如何解释呢？
刘毓庆：达到同样的社会秩序与同样的社会道德表现，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与途径。西方国家的文明表现，主要是靠法律来完成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说，用法度、刑罚来整顿老百姓，老百姓只是暂时惧怕惩罚而不敢犯罪，并不是懂得了廉耻。用道德、礼仪来教导和规范百姓，人们便懂得了什么是廉耻，犯罪的事自然就不会去做了。显然中国人关注的是“人心”，想要从人性的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为万世开太平”。这样难度自然很大，但中国的圣人们还是要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为什么？就是为了人类永久的和平。
读书报：说起“礼”来我想请教一下，您几次提到应该“重建礼乐文明”，“礼乐文明”的含义是什么？到底好在哪里？对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
刘毓庆：“礼乐文明”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文明制度，孔夫子一生奔波，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礼乐制度”的实现。“礼”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等等。人的嗜欲好恶，都由礼来节制。在古人看来，人与动物的不同就是因为懂得礼。礼与法有点相似，但又不同，法是强硬的、缺少人情味的，而礼则是有温情的，是与道德、教养相联系的。在法的面前，人考虑的是敢不敢那样做；在礼的面前，人考虑的是应该不应该那样做。“乐”是指音乐。“礼”负责规范人的行为，“乐”则负责调和人的性情，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通过乐来表达，同时也可以在乐声中化解。“礼乐”的目的在于教化，诱导人向善，让社会处于平和的状态中。现在一提到“教化”，人们就会与“政治”、“封建”联系起来，这显然存在着很大偏见。所谓“教化”，就是教育感化，使人在教育中，将仁义礼智信等社会道德内化为自己的心灵，从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胡锦涛总书记在几次会议上都特别提到“建立和谐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建立和谐社会”，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状态提出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一些人在盲目的金钱崇拜与物欲追求中，享受到了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极大便利，随而便以为中国文化落后，于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丢”，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传统道德与优秀的传统礼仪，都被西方观念与仪式所代替。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西方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哪些传统应该继承。为了建立和谐社会，应该考虑中国古代圣人所倡导的“礼乐文明”的意义。
读书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这个问题曾有不少人提到过。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刘毓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丰富而复杂，而在哲学的层面上讲，其基本内核只有两个字：“中庸”。其中包含着两种基本的文化精神，一是“包容”，一是“和谐”。这两种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文化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绝高地位的孔子，他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孝悌、忠恕等，一切带有温情的道德观念，无不是以“和谐”为基本精神的。所谓的“仁”，实际上强调的是人内在心性的和谐；“义”则是强调平等关系的和谐；“礼”是强调上下关系的和谐；“智”是强调自我与外物的和谐；“信”是强调彼此心理联系上的和谐；“孝悌”是强调血缘内部关系的和谐；“忠恕”是强调集团内部关系的和谐。其他如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等，都是以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为旨归的。而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个“和”字既是和谐，同时也是讲相互包容的。
而现在，人类最缺少的就是“包容”与“和谐”。从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整个世界处在了一个用枪炮对话、用商品对话的时代。波兰律师萨缪尔・皮萨说：“20世纪在血腥中开始，在血腥中结束，现在只等着看世界在核战之后回归史前了。”这种悲观并非没有道理。于是有识之士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看到，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和谐精神，有助于唤醒为金钱、为利益争夺而失去本性的灵魂，有助于化解世界的仇恨以及人类的贪婪性与侵略性，使世界各国平等地坐在一起，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消除现代世界的种种纠纷，成为世界大团结的粘合剂。世界需要中国文化，我认为，不少学者将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上，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作为中国的学人，应该自觉地承担起承传中国文化的使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们不仅要以中国文化为主导，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同时要为建立世界性的“和谐大社会”做出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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