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下午4点钟的时候，远在云南石屏的强英良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王仰晨先生在11日去世了，遗体已于昨天（17日）火化。我一时无语。初识王仰晨先生，是在2001年6月12日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
是王仰晨先生。 王仰晨先生 侯艺兵摄
啊，王仰晨！我知道的，朱正先生在《小书生大时代》一书中多次提到过他，他曾担任过多年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1981年版《鲁迅全集》就是经他手发排的。在《鲁迅研究百题》一书中，有他写的一篇回顾《鲁迅全集》编校工作的文章，写得很有感情。我顿时对他产生了一种敬意，因此也便更加注意他。在6天的会议里，我印象中他没有讲什么话，始终保持着沉默。会议临结束的时候，简陋的餐厅里突然有了一点热闹的气氛，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聂震宁先生对大家说，今天，我们一起祝贺王仰老的80岁生日。大家很高兴，纷纷向他老人家敬酒，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格外的兴奋，也没有发表什么讲话，只是对大家连说“谢谢，谢谢”。他似乎不大适应这样的热闹。
会议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给每位代表一个精致的笔记本，许多人把它当作了题词纪念册。当我来到王仰老的房间请他题字时，他并没有一挥而就地随便写上几个字，而是说：“你先放在我这里，我考虑考虑。”下午开会前，他把本子还给我，说：“我没有写好，供你参考吧。”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本子，只见上面写着八个大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下面是两行小字：“在学习、工作、事业中，锲而不舍的精神至关重要。愿与运锋先生共勉。王仰晨，二OO一，六，十五，北京八大处。”对于一个晚辈，王仰老如此客气，令我非常不安。但在第二天乘电梯的时候，他却很认真地对我说：“很对不起，我把你的名字写错了。”原来，王仰老把我名字中的“峰”写成了“锋”，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也常常这样写，我也从没有纠正过。看到王仰老如此认真，一向言语迟钝的我这时却灵机一动，说：“王老，没关系，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写。”王仰老听完，似乎心安了一些，说“那好，那好”，但又说“对不起，对不起”。
会议结束后不久，我为校对《鲁迅佚文全集》的事去北京，住在民盟中央招待所―――翠园。一天，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查找资料，在马路对面的小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巴金书简―――致王仰晨》，李文兵先生见到后，对我说：“你先留在这里，请王仰（出版社的人都这样称呼他）给你签个名。”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李文兵、罗君策两位先生和王海波同志来天津，为我带来了那本书，王仰老在书上签了名并附了一封短信：“运峰同志：你好！真不好意思，你买的书由我签名，但事已至此，也只有这样了。”接着是勉励我的话。信是写在一小块报表纸的背面，我当时想，一个大编辑，用纸怎么这样不讲究呢？因为，在出版社里，稿纸、信笺并不难得到。
没想到，用废弃的纸张写信，是王仰老的一种习惯。他在给我的19封信中，其中有14封是写在废纸上的。他在一封来信中说：“节约用纸是我的老习惯，我从十四岁起就在印刷、出版（部门）并工作至今，但往往一个小纸片也不会轻易糟蹋或丢弃。”而且，我还注意到，王仰老来信，从来不使用公家的信封。
最令我感动和铭记不忘的，是王仰老在“非典”期间为我校改书稿。
2003年的春天，我未能免俗，萌生了将自己写的与鲁迅有关的文章编成一个集子的念头，并为它起了一个有些浪漫的名字―――《鲁海夜航》。正当我校对清样的时候，“非典”爆发了。我边看书稿的清样边给京城的师友打电话问候。当我和王仰老通话时，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如实相告，并说准备将这本书仿照上世纪30年代出版物的样子，缩小版心，繁体直排。王仰老很支持，说：“那好，现在的书版心太大了，密密麻麻，让人看着不舒服。”我说：“照过去的方式排版，有些麻烦，因为繁简字在电脑中转化时常常出错，再说，录入文字的同志也不太熟悉这种方式，校了两遍，错还是很多。”王仰老说：“你要是方便，给我寄一份清样来，我给你看一遍。”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从本心来说，我希望王仰老能帮我看一遍，他有着丰富的编辑经验，又是鲁迅研究方面的专家，肯定能帮我改正文章中的许多错误，但又觉得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又处在“非典”时期，怎好去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呢？于是我犹犹豫豫地说：“那当然好，可是我不好意思，那太麻烦您了。”王仰老在电话的另一头有些不高兴，说：“那有什么，反正我比你有经验，你看着办吧！”我连忙说：“那谢谢您，我给您寄一份清样过去。”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王仰老就把清样寄还给我，在这份360多页的清样上，每一页上都有王仰老改动的痕迹，有的用铅笔，有的用红笔，说明他是看了两遍清样。在这份校样上，他帮我订正了一些史实，改正了许多错字，还特意标明标题的字号、空行数的多少，真不愧为大编辑的手笔。而且我事后才得知，王仰老的双眼，视力已极度衰退，仅有0.3和0.5。但他却不希图任何回报。他在退还校样的附信中这样嘱咐我：“从‘目录’上看还有‘后记’，但未见校样。如有，务请千万别提到我看过校样。”并在“千万”下加了圈。对于王仰老的嘱咐，我颇有些为难，如果不写，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写吧，又有违他老人家的本意。最后，我只好含糊其辞地在后记中特向王仰老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王仰老在收到样书的第二天给我写来了一封很长的信，他在信中说：“你的勤奋好学，特别是刻苦钻研的精神都应完全肯定，但看了你那些文章后，我觉得你还缺少一些虚怀若谷和容人的雅量，有时表现为‘得理不让人’的样子。我以为，尊重人，平等待人，推己及人等待人接物的态度，需要我们视作处世的准则；在学术讨论中，这些方面就更需要注意，是非曲直固不能含糊，所取的‘手段’则一定要讲究（出自真诚的而非虚伪）。学海无涯，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或是没有任何‘闪失’，你说是么？”王仰老的这段话，对我来说，不啻当头棒喝，令我清醒了许多。
有一段时间，我心情不大好，便在信中向王仰老发了一些牢骚。他很快写来回信，说：“‘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中不免常遇到一些烦恼以至不平，有时往往想躲也躲不过，那就只有面对，只有自己设法去排遣，或是说得好听一些，去战斗。”“的确，有的人活得很快活，如鱼得水，一帆风顺甚至青云直上，但这未必就值得羡慕或为之感到不平和生气。人各有志，‘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尽可漠然对之。人生短暂，总要尽可能多做些事而且还要做好，这就极不容易。”在信中，他还告诫我要“努力做到远离（也就是‘淡泊’）名利”，并说“名利观念几乎是人皆有之，特别是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有时它还是促人奋进的动力）。但我想，我们还是淡然处之为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说法未必尽对，这种精神似仍可取。只要你付出了努力，社会能给你以公正的待遇。”话虽然不多，但却掷地有声，在这些话里，我能体会到王仰老身上的那种坚毅和刚正，他尽管不太善于言辞，说话声音也很低，但他的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在出版界，王仰老是响当当的人物，用当今时髦的话说，是编辑中的“大腕儿”，他参加革命工作也很早，与许多作家都有着很深的友谊。这在《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的后记和《巴金书简―――致王仰晨》中都有着很详细的记载，但他从不谈起这些，更没有大编辑的派头和架子。我曾多次对他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他在今年2月1日给我的信（也是最后一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你谈到我做过的工作，并非故作谦虚，的确那还算不了什么，特别是我自知的，我只是一个较熟悉业务的编辑匠，而远非真正称职的编辑；我始终认为，只有像赵家璧同志那样，才够得上是个真正的编辑。我的长处只是较敬业和较细心，此外几乎都不足道了。”他在《巴金书简―――致王仰晨》一书的“编后记”中也称自己是“只知低头拉车”。他就是这样给自己“定位”―――较熟悉业务，而且是“编辑匠”。
长年累月的劳作损害了王仰老的健康，很多年，他都处于疾病的折磨中。大约在2003年底，他的病情开始严重起来，经常咳血。在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前夕，我代《天津日报》向他约稿。过了些日子，他寄给我一份访谈稿，字迹非常潦草。他在信中说，这是拼着老命写出来的，实在没有力气修改和整理了，嘱我誊抄一遍并注意上下文的衔接，然后交给报社。我很难过，赶紧打印出来，给了《天津日报》和《中国编辑》，稿子发出来后，编辑们都很高兴，说是很及时，读者反映也不错。但谁能想到，这是王仰老一边咳血一边完成的呢？
今年春节前，他因脑血栓摔伤了左腿，不能直立行走，视力也愈加不好。他很着急，也很苦恼。试想，一位从事出版工作近70年的老人，不能走路，不能看书写字，该是何等的痛苦。他给我的信也越来越少。我每次打电话，他都嘱咐我不要说得太长，免得花太多的电话费。当我提出要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说：“不要来，我这是老毛病，不要紧，你太忙，不用专门往北京跑。”
今年的4月5日，我为了编写一个有关笺纸的小册子，专门到北京琉璃厂搜集资料。在荣宝斋，我花大价钱买了一部《北平笺谱》和一部《十竹斋笺谱》。下午两点多钟，我来到了王仰老的家。他正在午休。我默默地坐在他的床前，看着屋中的一切。他的家与我在2003年“非典”过后探望他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水泥地面，没有做任何装修。他的小房间（真是斗室）依然如故，写字台顶端的小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平装本的《鲁迅全集》和《巴金全集》。与上一次稍有不同的是，书柜中多了两个镜框，各自镶着鲁迅和巴金的速写像，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柳成荫之手。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王仰老翻身，看到我在身边，他并不感到惊讶，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运峰，你来了。”然后就要坐起来，我赶忙过去扶他，说：“您先别起来，再睡会儿吧。”他说：“不睡了。”便一步一步地挪到写字台前的转椅上。看上去，王仰老的精神气色还不错。但不一会儿他就往窗台上的塑料杯子里吐痰，我发现，痰里带着血。我心中一紧，说：“怎么，您痰里还是有血？”王仰老平静地说：“没事，好长时间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不管它了。”我把两部笺谱拿了出来。他关切地问：“很贵吧？”我说：“是很贵，本来没有打算买，但实在是太喜欢了，而且印数也很少，怕以后买不到，发发狠就买了。”他说：“那倒是，买了也就买了，不然，以后再想买，书没了，钱也没了。”我笑了，觉得王仰老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也很幽默。我拆去包装，递到他面前。他戴上眼镜，很仔细地翻着，边翻边说：“鲁迅郑振铎当时那么忙，还想着做这些事，真了不起。”
那天下午，王仰老的兴致很高，和我谈了许多。但他一边谈话一边向杯子中吐血痰，让人看着难过。在谈话中，我感到，老人的内心是寂寞的，但也是非常丰富的，他的心中装了太多太多的事。他有很多苦恼、不平和无奈，只是不愿意说出来。5点钟的时候，我向王仰老告别，他坚持要送我，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到门口，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说：“今年10月，新版《鲁迅全集》就要出版了，到时候大家都会来看您！”王仰老说：“好，好，你走路要小心。”然后，他默默地目送我下楼。谁能想到，这竟是我和王仰老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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