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教授是上海市重点
学科学术带头人，我国冶金界的知名科学家。长期从事喷射冶金、钢的二次精炼及“熔融还原”跨世纪新流程研究，获得重要成果，创造性的解决一些关键技术，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赞赏。他是我国喷射冶金技术的开拓者，研制的SGDF型喷粉罐在78家钢厂应用，获巨大效益。
“八・一三”日军侵占淞沪，父母亲携着2岁的姐姐以及腹中临产的我，匆匆逃离上海，随着难民潮艰难地向西南撤离。由于旅途颠簸劳顿，我于1937年底 12月11日 提早出生于浙赣交界处松岭的一座古庙中，没有医生和助产士，甚至没处去找农村的接生婆，只能由父亲在母亲的指挥下为我接生。当时，年轻父母既为家中新生的儿子高兴，又感愤于国家积贫、积弱，日寇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致使老百姓处于如此浩劫之中，遂将我取名为“抗敌”，以铭记国恨家仇，寄望于子辈“男儿当自强，抗敌保家乡”。
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44年我在昆明读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对我说：“日本侵略者失败已成定局，抗战胜利在即，我给你改个谐音的名字好吗 ”随即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匡迪”，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我高高兴兴地捧回去呈给父母亲看，他们都说改得好，就改用此名至今。说了一段与学术生涯毫不相干的开场白，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任何学术论文的作者都要署名，以示对论述及数据、结论负责，因此交待一下名字的来历，并非离题太远；二是我对祖国的热爱与赤子之心，始于童提启蒙学写名字之时，现在虽已过“天命”之年，每当提笔签名时，仍不敢忘双亲的期望与老师的教诲。
“文革”时，少数人如我，被作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一下子变为运动的“对象”，多数人则为没完没了的派性斗争感到迷惑，或因“亲朋好友”成为运动对象而退为观望 时称“逍遥派” 。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我们恰值中年，挑起了教学、科研承前启后的担子，重新沐浴着科学春天的阳光。少数幸运者如我更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幸出国进修、出国工作、出国讲学，使科研方法、学术水平有了极快的提高。
我之所以能做一点学术工作，其基础始于良好的教育。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教育十分重视，回想起来，读过的小学 联大附小、杭州天长小学 、中学 杭州市立中学、省立杭州高级中学 都是当地最好的中、小学。除了师资一流、学风严谨，学校还有过许多名师 如杭高有过鲁迅、陈望道、陈建功、夏?尊、李叔同、丰子恺、崔东伯等 ，亦出过不少名人。学校弘扬的是奋发、求实、俭朴的治学精神。1954年我报考北京钢铁学院，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我，其实并不知钢铁冶炼为何物，单凭着为祖国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的理想，跨进了“钢铁摇篮”。
五年 1954―1959 大学生活，尽管经历了肃反 1955年 、反右 1957年 、大炼钢铁 1958年 ，但整个教学过程还是完整和严谨的，特别是1954―1957年，教学秩序十分正常，肃反和反右仅利用了暑假2～3周，到1958年大炼钢铁时，由于我们是第一届四年制改五年制 1957年改 ，课程已基本上完，只占用了部分专业工艺课的教学时间。经过以后的工作检验，特别是80年代初去英国帝国工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和在瑞典皇家工学院任客座教授时，深感到自己在大学本科所学的基础，不仅不比这些世界名校差，有些方面，如普通基础课 特别是数学、力学、热力学等 ，由于做过很多题目、作业，学得比他们更扎实。
我至今难忘卢兴阶老师讲高等数学时，在180人的阶梯教室中，他居然能从某个学生的游离目光中发现他未跟上教学进度，从而风趣委婉地重述要点，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仰；我亦清晰地记得，力学老师王显祖遒劲的板书和不用尺画的力的分解图 不但线条直，连角度都很准 ，特别是他言简语赅的讲课风格，使学生不用赶着记笔记，而是在等着他的下一句话，课后再看课堂笔记，则是一篇精练的文章；物理化学是一门公认难学的课，特别是热力学部分，但高贻善老师把它讲活了，不但概念清晰严谨，例证与推演翔实，而且每节课讲完，留下5～10分钟进行小结，有时他还让一位同学先小结一下，其他同学做补充，最后由他点评。
我在“文革”后期 1974 1976年 ，因夫妻分居两地，住在集体宿舍，晚上闲时甚多，当拿出大学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笔记复习时，惊喜地发现，一学期中高老师曾三次叫我起来小结，而是日晚我都在笔记本上专门作了回忆记录和老师的点评，可见高老师的教学在我心目中激起多大的回响和共鸣。
钢院教学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实践。当时学校除了严格的课堂教学外，非常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一年级时，每周半天金工实习，车、钳、铣等各种床子都独立操作过。铸造更要从制泥芯、砂型、配箱，一直到化铁炉熔炼铁水和抬包浇注都要学生独立完成。专业方面的实习更加系统，二年级暑假的认识实习，要对从“原料―烧结―焦化―高炉―平炉―铸锭―开坯―初轧―精轧”的整个生产流程，到煤气厂、电厂、水厂，火车车辆调度场等辅助系统，都一一进行实地观察和记录主要参数。当时的青年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人人都以“将来当总工程师时需要”为由拼命地问和记，结果实习结束后，工厂保密科把大家的笔记本都收了起来，说是其中涉及国家重大机密，不能留给学生自己。
三年级生产实习是分专业进行的，我们冶金系是炉前工实习，从最粗重的渣坑清理、平台清扫、撬炉门、堵出钢孔，一直到炉前吹氧、取样、测温、扒渣、合金计算、补炉等都要学会操作。当时，炼钢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很低，尤其是电炉，除了主要金属料由料篮从炉顶加入外，其余各种辅料 石灰、萤石、矿石 ，以及铁合金都要从炉门外3～4米处用铁锹扔入。每当炼不锈钢时，烤红的1～2吨微碳铬铁要从炉门扔进去，这可是一个考验操作工体力、技巧的“绝活”。看到炼钢工们龙腾虎跃的优美动作，使我们羡慕不已。
由于当时铬铁是进口的，价格很贵 每一锹都超过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 ，所以我们是没有资格去扔的。为此，实习返校后，我们在学校宿舍外树了一个木制的“炉门框”，并从基建处要来两小车石块，炉门框两边4米外，一边站一人，开始了“扔锹练习”，有的同学还学着工人师傅的各种“花式动作”，引得旁观者叫好、嬉笑。今天看来，当时的大学生似乎傻得可笑，或问为何不搞技术革新采用机械化投料 殊不知那是一个“劳动神圣”、“知识分子必须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方能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时代。
四年级是炉长实习，除了跟班劳动外，主要是学习炉长如何全面掌握及判断炉况，指挥一炉钢的冶炼全过程，这里主要是如何和炉长交朋友，不然的话他会讨厌你老跟着他。同学们纷纷进行家访、谈心、拜师。那时的人都很真诚、率直，当工人师傅知道我们是决心学好本领、献身钢铁事业时，大家就掏心掏肺地结成对子，手把手地教起我们来。那一个月的时间真叫人终生难忘，我们这群只会纸上炼钢的大学生，在离厂前居然“独立自主”地炼出了两炉优质合金钢。那种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在以后的岁月中极少出现，因为那是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才学到的啊
五年级是毕业实习，做工厂设计的同学到工厂设计科或钢铁设计院，做科研论文的则到工厂的研究所或车间技术组，分别收集论文所需材料并进行现场试验或测试，两个月后，回校完成图纸或论文工作。我是带着深深的怀念和美好的感情来回忆20世纪50年代大学时所受的教育的，诚然，岁月更替，科技飞速发展，现在的钢铁冶金已经完全机械化，并部分实现了信息化。在有的人看来，这些陈年旧事不值一提，甚至是幼稚可笑的。我亦时时警觉自己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决不可固步自封，沉溺于传统的思维定式之中，但我还是认为实践环节教育最根本的教益，并非在学习操作 终究会用机械化、自动化代替 ，而是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怎样治学。
我当然不主张今天学冶金的大学生再去花大量的时间学习现在已不需要的手工操作技艺，但我仍坚持我的研究生必须到现场去实习，不仅在炉前操作室摁按钮，而且要走出控制室到现场去感受生产过程，那里还有许多在电脑屏幕上、各种传感器显示不出来的东西。
（本文摘自《徐匡迪文选》，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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