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坚持遵守一个立场，对话，它的前提是平等，它要求每一个对话者认真倾听其他对话者的话语，这是一项义务，也就是对话的伦理条件。这话没有错。在双方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对话关系中，没有话语霸权，没有蛮横无理，没有强人所难，有的也只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认同，所谓的脑力激荡、思想风暴和对话逻格斯
《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北大版）的参与者是汪丁丁、韦森和姚洋三人。三位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尽管学术路径都是以经济学为主，但学科本身的细分使得他们对于同一问题自然而然地会以截然不同的视角予以考察。想像一下，当这三个人围坐一块，就制度经济学的起源、意义、发展和未来进行思想对话时，效果会是怎样？
这么说吧，记录他们三人对话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虽是以制度经济学为言说主旨，但如果真要研究制度经济学，我会推荐阅读诺斯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宾默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塞尔的《社会实在的建构》、以及康芒斯、科斯等人的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论著，而不会是眼前的这本《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这本书更适合那些想在制度经济学有拓展认识的读者，而不适合那些想对制度经济学有入门诉求的人。
在书中，我间接读到了当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曼海姆（K.Mannheim）在其名著《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里的一句话：“我们应当首先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同一术语或同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境势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引用此话的人是韦森教授，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三人所本应该探讨的“什么是制度？”（即制度的定义）说着说着说到了制度的演化上去了。毫无疑问，这是跑题，对于讲究效率和结果的会议中的对话这是不能被容忍的，幸好，跑题对于学术探讨而言，倘若能深入现象的真相，洞察问题的本质，它不仅不应该被拒绝鄙视，而且还应该表示宽容欢迎。“读者可以发现，我们三人之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心情是愉悦的；实际上，越是在分歧处，我们的谈话就越深入，彼此之间就越融洽，越感觉兴奋。”举例来说，书中的第一章原本只要回答什么是制度即可，而对话者说着说着便把定义概括引入到制度演化的话题上去了。随后，说着说着又把演化放到了集体行动是“外力施加”还是“自我信仰”的语境中加以探讨。接下来，他们又讨论了制度是“建构理性”的产物还是“自主发现”的成果。最后，他们从语义学层面对order（秩序）、institution（制度）、configuration（建制结构）作了区分比较，同时对肖特、刘易斯、塞尔、哈耶克、康芒斯、诺斯等人所定义的“institution”给予了批判的继承。而当我翻到“什么是制度？”这一章最后一页，希望能看到他们对“制度”给出的定义时，可结果正如他们在后记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我们提出的问题远多于我们所能回答的”―――结果是，这本书让我对“制度”的理解变得越来越迷糊，尽管，我早先知道，制度约定俗成的解释是，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的规则。“对于制度及其演化过程的讨论，时常将我们带入哲学的层次。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意想把制度研究‘玄化’，而是因为目前的制度研究缺少哲学根基，因此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存在严重缺陷。我们希望三个人从不同角度给予的讨论，能对读者认识制度研究的方法论有所帮助。另外，我们的谈话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研究者个人体验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读者也会发现，我们三人的观点和我们各自的生活和学术体验密切相关。我们不想避讳这一点，而是希望我们的讨论、乃至碰撞，能为读者带来有益的启示。”作者在后记中的这段“自白”有三个需要修正补充的地方。首先，不是“对于制度及其演化过程的讨论，时常将我们带入哲学的层次”，而是作者的思维范式时常将约定俗成的理念打破、解构，主动地把它们放置在更为抽象的思辨层面予以重构。如对于一个“均衡”的概念，三人分别在语言学、脑科学、逻辑哲学、现象学等学科领域内予以了讨论，其中还有曾过渡到牛顿三定律、宇宙时空观等话题之上；其次，不仅仅是目前的制度研究缺少哲学根基，所以导致了方法论的缺陷，事实上，许多社科研究都普遍存在哲学缺席的现象，当然，哲学的介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过在书中，作者似乎没有更好地体现出“借用”哲学之后对于帮助问题解析的成效（我感觉，原本复杂的东西更为复杂了）；最后，诚如作者所言的“谈话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研究者个人体验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书中，我能明显感到汪丁丁先生近来所关注的学问，即脑科学、制度演化、哈耶克学说，不过在这其中，时常地运用以上学问来解释问题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之处。
正如我在前面写道的，尽管这本书以“制度经济学三人谈”为题，但它所包涵的内容已远远超出制度经济学的范畴。里面所涉及到的知识谱系也不是一般读者能轻易读懂和接受的，于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虽然通篇是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但它的厚度、力度、深度则需要我们慢慢研读，细细品味。当然，也如作者所说：“我们诚挚地希望，在这部抛砖引玉的‘对话’中我们三人对制度经济学的个人看法，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参与思考’和‘思想对话’。这对未来制度经济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对整体上提高中国经济学界的认识水平，也许都不无益处。”很明显，这本书的价值在于通过对话，试图去揭示现象的真谛，道出事物的真理―――在这里，我们且不计结果会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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