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学术的划分是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因为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所构成的学术体系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也都承认中国古代虽然有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却并没有作为独立学术体系的美学学科。如果要重建中国美学，就必须重视对自身美学思想中的概念和话语体系的诠释，而这又不是仅仅用西方美学
邹其昌的《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第一部系统探析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论文，这本著作最有贡献的地方在于他开拓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开始通过经学研究美学，并有意识的探索中国美学话语的系统诠释，可以说作者对中国美学的理解和诠释对中国美学研究在中西比较语境下的创造性转换具有相当的启示。本著结合诗经诠释学的传统，对朱熹的诗经诠释美学的“以《诗》说《诗》”、“感物道情”、“讽诵涵泳”以及“性情中和”做了审美内涵的诠释，认为这些审美话语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揭示了中国美学的丰富性和内在性。可以说这些话语的审美诠释是重建中国美学系统所必须的。
将经学纳入美学研究范围，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是今后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美学转向。在我看来，从经学的诠释，尤其是诗经的诠释中发掘美学思想的努力正是一种将美学作为文化价值进行研究的体现。本著充分认识到中国美学首先是一种生存论的美学，将审美人生化，将审美落实在人生的实践活动之中的特点，而这在朱熹的美学思想中体现的极为明显。可以说，作者通过对朱熹诗经诠释的提出了中国诠释学美学建构的问题。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美学的理念后面是一种价值关怀与世界观念和存在观。如作者所言，《诗经》与《礼》《乐》一起成为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华夏美学体系（尤其是儒家美学）的精神源头。他说：“从‘诗言志’的提出及其孔子对《诗》旨的把握开始，中国美学就沿着‘诗性文化’、‘礼乐文化’轨迹发展着。”因此，对《诗经》本身性质的理论诠释，也就成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中备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而以往人们对朱熹的《诗经》的理论阐释仅是在《诗经》的研究中予以重视，而作者发掘了它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其实，孔子把《诗》的功用归纳为“兴、观、群、怨”，并用“美、善、文、质”作为评价理论，就已经为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朱熹的诗经诠释可以视为是对孔子美学的进一步推进。然而中西诠释学实际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也使得中西诠释学美学也有着重大的差异，在朱熹的诗经的经学诠释中就有着具体的表现，作者认为“感物道情”与“兴”构成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核心，这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中国美学的特点。因为，“感物道情”与“兴”所说明的正是中国美学具有很强大的直观感性的审美传统，它与不同于西方美学重视逻辑思辨。与西方艺术上重视叙述性，强调想象相反，中国美学是与自然观结合在一起的抒情美学，它重视的恰恰是一种直观的感性体验，可以说中国人在艺术与人生之间通过审美架起来一条桥梁。本书可贵的地方在于作者对中国美学心领神会，有着深刻的体验，他没有用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中国天人合一的主客合一型的美学，没有削足适履，将中国美学的一个个整块的东西，拆碎了、打烂了重新按照西方人的概念体系框架将它们重新组装起来，从而处处显得捉襟见肘，显得差强人意。他对西方诠释学和美学理论的运用是谨慎和恰当的，从而真正突出了朱熹诠释学美学所包含的价值和内涵。
